★兔主席地洞★: 历史

好书好书!

Sun, 15 Jun 2008 06:27:29 GMT

很好看，每天看一点。以上为第十卷。推荐推荐！

1945-1949年解放战争/国共内战时期在华的日本人

Sun, 25 Feb 2007 23:35:09 GMT

最近看到一篇paper，挺好看。讲在中国国共内战（解放战争）时期仍滞留在华的日本军人和士兵。由学者Donald G. Gillin和Charles Etter完成，1983年发表在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作者采用了国共双方以及日、英文材料（包括历史文献和访谈、口述等）。

文中探讨了日本人投降后“陷入”中国内战后的处境。有不少内容很有意思。下面记不完全确切，凭印象讲一讲。

首先，日本人虽然名义上投降，但是对中国国民党受降军队很瞧不起。日本人从来没有觉得在中国战败。除了在东北日本人受到苏联的大举进攻，饱尝了失败滋味后，在中国绝大多数其他地方，军人并没有战败的那种心理。日本人认为自己是被美国人击败的。日本人军力仍然很强。来受降的国民党将领看到日本人有意无意进行的军力展示，都感到心理上无法接受。日本有大量的飞机和重型武器，大量的生力部队。日本人实际是在告诉来受降的人，我们不是被你打败的。

在日本战败投降后一段时间内，日本军人及官僚仍然在实际上控制着像上海之类的大城市和一些地方政权。日本军人保留自己的武装，还在街上巡逻，维持治安。日本人照样出自己的报纸刊物。一切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日本投降后，共产党还在上海发动过工人罢工运动，被日本宪兵平息了。

中国各种势力，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地方军阀/武装、共产党，都想获取日本投降的胜利果实，为自己扩大战略资源。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阎锡山。阎锡山对受降的日本人很好，简直是予以重用。阎锡山试图说服日本人和自己合作，帮助复兴山西，抵御共产党部队。据说阎锡山本人希望把山西完全从中国独立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且和日本保有特殊关系。不少日本人也出于不同的动机希望帮助阎锡山。有的人是受了阎锡山优待，心怀感激，加上不去打仗自己也没饭吃生存都有危险；有的人怕回日本受审判不敢回去，或认为战败回去没有脸见人而不愿意回去，所以就留在山西；有的人希望建设山西，把山西的复兴和日本未来的复兴联系起来，因山西有大量的矿产资源，日本在山西经营得也不错。所以，一部分人认为，把山西搞好了，也就是在帮助复兴日本。不少人认为，日本将卷土重来。不少日本军官/官僚甚至想把山西搞得和满州国一样。山西有不少日本人经营的产业，多为日本技术人员控制。日本投降后，阎锡山继续任用大量这种日本专业人才。阎锡山是想利用日本人，巩固自己的地盘，一方面对抗共产党，另一方面也对抗蒋介石的中央政府。阎甚至还将一万多的日军部队直接编制到自己的军中去，以对抗共产党。这些人也就在随后参加了对共产党部队的战斗。

当时世界范围的冷战正在酝酿，或说正在开始。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局部战场。很多日本人认为，美苏必将开战。在这种情况下，考虑自己如何做会是更有利的。

国民党方面，也希望充分利用日本。主要是希望利用日本人来反共。这包括要求日本人对国民党受降。并单方面要求共产党不得接受日军投降。蒋实际上和日军有个交易，就是蒋以善待日本投降军人作为条件，让日本人把城市、产业、军事武装和其他资源等转交给国民党而非共产党。蒋虽然说，对日本侵略者要以德报怨，说这是“基督心肠”，但实际上是考虑到整个中国国共对峙、内战以及国际冷战美苏对抗的战略考虑。

再一方面，国民党高层将领和日本军官有非凡的私人关系。如何应矜尊重地称岗村宁次为老师。再加上数不胜数的在日本受过军事教育的将领，包括蒋介石本人。另一方面，国民党军人大概对日本军人有出于职业上、技术上的尊重。

总之，日本人在受降后仍然受到国民党部队的优待。主要高级将领仍然拥有自己的在华住宅、资产，甚至武器，生活质量并不比原来差多少。普通军人也受到很好的待遇，比国军自己的士兵待遇还好。很多心怀感激的日本军人，希望报答老蒋，加入到反共的行列。

至于产业方面，在上海等地，大量产业仍然继续由日本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所控制。但日本产业人员的地位很快受到欧美派的排挤而下降。国民党系统内，有欧美留学背景的人，或者受欧美留学海归培养的人士，对日本的一套不了解也不习惯，排斥日本的这些东西。他们对日本人设置的工业和体系和经营运作很不了解。加之国民党是一个由思路比较狭隘的职业军人操纵的政权，关心着反共事业，未把继续经营日本人留下的产业遗产放到第一位。因此，除了山西以外，日本人的工业遗产在中国很快就消耗掉了。

国民党善待日本受降人员，这倒并非新鲜事。作者指出，共产党丝毫不逊色于国民党。共产党一样要利用日本人。

从利用的角度讲，共产党主要是希望利用日本人专业军事人员的军事技术与业务知识。日本军人受的培训教育较高，比较职业化，会使用各种先进武器。这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可以是重大的资产。共产党过去是小米加步枪，没有什么先进武器，在日本投降后，共产党拿到越来越多的日制先进武器，但是又不懂得如何使用与维护，这就需要利用大量的日本军事人员的业务知识。因此，共产党让投降日本军人训练自己的军人，提高其技术水平，掌握现代军事武装的使用与维护。苏联还把自己俘虏的一些日本专业人员（包括平民职业人士，如医生、工程师等）转交给共产党，为共产党所利用。

另一方面，共产党对日军开展大量的“再教育”计划，对日军被俘虏人员宣传共产主义道德与理想。再教育在战时就有，在日本投降后加以扩大。他们指出，在中国战场上的普通日本士兵其实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员，只不过是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阶层所迷惑、欺骗、强迫，而投入到侵略战争。所以，日本统治阶层是大家共同的敌人。这个阶级划分法就淡化了民族概念。战败的日本军人俘虏后，感到自己也是受害者，很容易接受其教说。加之日本军人多为社会下层出身，很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宣传。他们衷心地被共产党部队内部的平等主义所感动，为共产党部队对农民的善待所感动。最后，他们为共产党部队士兵的忘我牺牲精神所感到。因此，投降给共产党的人不少确实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共产党善待日本俘虏。给他们办专门的学校和设施，还让他们出杂志和报纸。

共产党利用这些人训练自己的部队，为自己服务，对有的人则直接投入到军队中去参加做战。在平津战役中，就有一批日本军人参加了共产党的作战。据说还有部分日本军队是被强迫参加共产党的作战。一批日本人参加了对山西阎锡山的作战，后发现对方的部队中不少居然是日本人，而且和自己过去是同一番号部队的。这就是日本人卷入中国内战的典型了。

最后，中国共产党还希望对日本俘虏进行再教育，能使他们成为将来在日本传播共产主义的种子。所以，日本俘虏还要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土地改革之类的课程。据说，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回到日本后，确实在当地的土改中发挥了作用。

作者分析，共产党和国民党（含地方军阀）在善待、优待日本军人上实际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国共纷争的历史环境下，日本军人掌握大量军事人力资本、资源，确实是极有价值的资产，双方都想加以军事上的利用，让他们为自己在内战中出力。日本军人在受降后也很了解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和国共双方博弈。理论上，谁个对自己投降后待遇好，自己就投降给谁。这很简单。

作者们还引用了一些比较戏剧性的故事，比方说一个日本军人，中文说得很好。被共产党俘虏后，共产党训练他游击战技能，收编部队，打国民党。后来此人逃跑，被国民党抓住。国民党一审查他发现他是日本军官，马上予以重用，此人又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后来他又被俘虏（还是被抓，忘了），共产党人一审问，又发现他是日本职业军人，又重新重用他，把他收编入自己的部队，好像还做一个低级军官，领导几个战士。后来这个日本人回了国，写了本书，讲了自己的传奇故事。

作者认为，战败前日本军队基本就是一个同质的一元化的部队。战败后就分崩离析，都在各自复杂的博弈中。有的人跟了国民党有的人跟了共产党。从最后回到日本的群体看来，当初跟了国民党的人混得比较好。最后，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一直想维持和台湾的关系。据当时一位首相称，是因为日本领导高层对蒋氏政府的出于个人情感的报恩心理，一种特别的义务感，一下子改变不了。当然逐步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势力还是占了上风。

这个文章挺好看，充分显示了人与社会的复杂性，个人命运在时代面前的渺小。令人感慨。

19世纪中国的老照片 (8)

Sun, 22 Oct 2006 09:05:50 GMT

2005.1.22

佚名约1875年花轿一个

(?) Miller: 约1865年，中国一个商人家庭（看面部特征应该是在广州/广东）

John Thompson: 约1868年梳妆

C. H. Gravee 约1902年女旗人

Felice A. Beato, 1860年8月, 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沽口之役·英法联军总部。

Felice A. Beato 1860年8月21日法国军队从此攻入大沽北岸炮台。

(The Great North Fort at Taku, at the mouth of the Pei-ho, August 21, 1860. After the surrender, the interior of the fort was strewn with Chinese dead. French sealing ladders are still in place. A Chinese crossbow lies atop a parapet.)

Felice A. Beato 1860年8月21日，法军攻入后的大沽北岸炮台，清兵尸体遍地。可以看到法军的攻城云梯仍在原处；扶台上有个清军的连弩。

19世纪中国的老照片 (7)

Sun, 22 Oct 2006 08:55:46 GMT

2005.1.22

佚名约1875年四个和尚做法事（在摄影棚里摆的姿势）

John Thompson, 约1868年福建·延平·一个庙

B. W. Kilburn, 约1900年，长江三峡某处

佚名约1875年中国家庭。看看三个小孩子，脸上有一点孩子的稚气，有一点孩子可爱么？自小就苦大仇深啊。

Thomas Childe, 约1877年，万里长城。

John Thompson, 约1868年，南京军器局，每年制造数百吨的武器弹药。

Felice A. Beato 1860年10月21日, 北京·安定门上观景。

E. H. Wilson, 约1899-1910年，准备押赴刑场处决的罪犯。

19世纪中国的老照片 (6)

Sun, 22 Oct 2006 08:43:37 GMT

2005.1.22

John Thompson, 约1865年。一个农民用单轮手推车推着另一个农民和一头猪到市场去。

Thomas Childe, 约1877年某城市景色

佚名约1865年宁波的一座塔。

John Thompson, 福建·福州以南闽河出海口上的一个塔岛

佚名约1870年，中国北方，冬季，远处为美军舰Monocacy号。

John Thompson，约1868年，福州，闽河附近的"Altar of Heaven"。

H. C. White (?) 约1925年颐和园长廊

Felice A. Beato, 约1860年天坛·祈年殿

佚名南京·明陵·石翁仲

Philip H. Egetton:1863年，中印边境的"Kee Monastery"

19世纪中国的老照片 (5)

Sun, 22 Oct 2006 08:26:31 GMT

2005.1.22

佚名约1870年广州·一个大户人家家里。

佚名约1875年洋女人和她的小孩。1860年的《北京条约》后，洋人被允许在开放口岸以外的中国领土居住。

佚名清末·中西生意人们在一起吃西餐

佚名约1872年香港·欢迎爱丁堡公爵的到来

佚名早期的中国铁路/火车

(Shen kuei-fen, Tung Hsuen and Mao Ch'ang-hsi, Chinese ministers of the Grand Council, c1868. Tung Hsuen was a leader of the modernisation movement of the 1860's and did much to revitalise an intellectual interest in the West.

Jhn Thompson, 约1868年, 三位中央大员。从左到右依次为兵部尚书沈桂芳、户部尚书董恂、工部尚书毛昶熙。沈为洋务派的领导人物之一。

Donald Mennie, 约1925, 四川·万县

Thomas Childe: 约1880年，北京城墙上一门。

Bengal Lancers escotting Alfred von Waldersee, 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Allied Forcecs, to Meridan Gate, entrance to Forbidden Cit, Peking, 1900. Count von Waldersee directed the final operations afer the Boxer Uprising.

Underwood and Underwood, 1900年。孟加拉骑兵护卫下的联军最高指挥伯爵Alfred von Waldersee在午门前阅兵。

佚名约1875年两个女旗人

19世纪中国的老照片 (4)

Sun, 22 Oct 2006 07:46:06 GMT

2005.1.22

佚名约1865年, 洋人与中国人在苏州附近一个庙旁

佚名约1860年街头斩首的场面

(Manchu governor-general of Kwang-tung and Kwang-si)

John Thompson, 约1868年, 两广总督瑞麟。

佚名约1865年, 北京·一群僧侣。

佚名约1865年福州附近一个大墓，属于孔家。

(Buddhit monks, Ku-shan Monastery, Fukien, c1868. Known to the Chinese as Bubbling Spring, the prosperous monastery supported 200 priests.)

John Thompson, 约1868年福建·福州的鼓山寺的僧侣。该寺又称为“涌泉寺”，是福州出名道场，其时有僧人二百多。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Peking. Emperor K'ang-hsi's fascination with science and his support of Jesuit Ferdinand Verbiest resulted in refitting the observatory wuth the latest instruments of the 17th century. )

Thomas Childe, 约1877年, 北京·观象台。

佚名, 1904年9月。老上海使用的一种死刑，其过程公开进行，以警示大众。受刑人被关在一个笼子里，脖子卡在上方。用脚尖顶着地可以帮助他缓解脖子承受的压力，呼吸一点空气。但最后，必因体力不支而窒息。

佚名约1875年下午茶时间

佚名约1875年, 西洋生意人在一个藤制品厂。清末，穷困的中国农民为工厂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

19世纪中国的老照片 (3)

Sun, 22 Oct 2006 07:30:25 GMT

2005.1.22

佚名约1860年广州·镇海楼

Felice A. Beato, 约1860年广州·镇海楼

John Thompson, 约1868年, 江西·九江街头的小生意：最左边的不知是卖粥还是卖汤的；中间的老头儿在给一个女人算命，右边是一个理发师和一个木工，

Felice, A. Beato, 1860年4与, 广州·六榕寺·塔

John Thompson, 约1868年，广州·药街

佚名 1861年, 三个着夏装的广州老绅士。

佚名约1870年长江上泊的船。

E. H. Wilson 1908年12月9日，四川·嘉定附近竹舟一个

佚名约1860年北京街景

佚名约1910年洛阳·龙门石窟

19世纪的中国老照片 (2)

Sun, 22 Oct 2006 06:59:50 GMT

佚名约1900年外国联军进入北京，这一带已成废墟。

佚名约1875年一名妓女

佚名约1875年某户人家的室内装修

(Wu Fung of Soochow and Woo Nu Quei of Canton, merchants in Shanghai)

佚名, 约1870年，上海·一位苏州商人和一位广州商人

John Thompson, 约1868年，颐和园·万寿山·宝云阁

佚名约1875年一个中国家庭中几代的女性聚在一起

Donald Mennie 约1920年, 北京·哈达门（崇文门）大街

佚名约1865年哈达门上看哈达门大街。此一区域有不少旗人大家、政府要员，同时亦是商贾云集的繁荣之地。

John Thompson, 约1868年, 福建·韩江上的桥楼建筑

Felice A. Beato, 约1860年, 从安定门上观望不远处一个孔庙。

19世纪的中国老照片 (1)

Sun, 22 Oct 2006 06:40:31 GMT

2005.1.22

上载一些我扫描的19世纪中国的照片。资料来源:

The Face of China - As Seen by Photographers & Travelers (1860–1912) (London: Gordon Fraser, 1978)

1-------------------------------------------------------------------------------

本画册收有许多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外国摄影师和旅游者在中国拍摄的照片，颇能反映当时的风俗人情、人文景观和自然地貌。这些西洋人，通过先进的摄影技术，为我们留下了这些珍贵的历史片断。让人感慨的是，早在十九世纪，像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 1837-1921)这样的摄影师已经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并将他们看到的影像永久地保存了下来，成了一笔珍贵的文化财富。

E.H. Wilson. 1909年1月3日四川·石宝寨,。(今貌）

(Monastery, Orphan Island, Yangtze River, c1875)

佚名约1875年长江上一孤岛上的寺庙

Thomas Childe, 约1875年，圆明园废墟。本建筑由耶酥会教士Giuseppe Castiglione于18世纪设计。

佚名约1900年山西·五台山

John Thompson, 约1868年。恭亲王奕忻（道光皇帝之子，咸丰皇帝六弟，生母孝静皇后。在同治、光绪两朝时，综理国家大政及外交事务，其中更参与了洋务运动，是清代后期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

Thomas Childre, 约1877年圆明园·玉泉山

佚名约1860年中国南方一个园林里的池塘

佚名约1873年科举考试·广州的闱场有7,500个单独的小考间。洪秀全就在此地考试失败。

(Moseque of old-sect Mohammedans in walled city of Tao-chou, Kansu)

Joseph F. Rock，1925年7月19日位于甘肃的一个清真寺

M. A. Baptista (?) 约1860年教士和俗人在一个死去的基督教徒墓前

日本世袭体制·德川幕府对大名之等级划分——从《太阁立志传V》慢谈日本中世史（五）

Sat, 21 Oct 2006 09:11:00 GMT

2004.9.16

（五）日本世袭体制·德川幕府对大名之等级划分·一门/谱代/外样

★ 世袭的社会

就此机会，略说日本社会之颇富有特色的世袭传统，及德川幕府对诸大名的控制。

井伊直政系德川家康之四天王之一，为日本历史上的名将。他在德川家出头，整个家族便成为德川家最为可靠之谱代之一，后来为德川幕府总共贡献了六名大老。所谓大老，即为幕府中除却将军外最重要之职位，参与讨论幕府重要事务，但并无固定的业务职责。德川幕府凡二百余年，仅有十余个大老而已(此外,酒井家亦贡献四名)。大老若无合适人选，便任由空阙。

先说日本之世袭制度。虽然早在奈良时代，圣德太子推行新政，欲将中国隋唐之律法制度拷贝至中国，进行有效之中央集权，但却未能将当时中国相比之下，十分先进、具有现代社会中英才制特征的科举制度，引进日本，故日本社会连当时的行政机构的公卿官僚，都仍然是世袭，其实在文化上更为落后的社会较低阶层，便更加如此。这使日本社会保留了最为落后封建社会的特征，而这种落后特征，直到明治维新后，仍然根深蒂固。

在旧日本，几乎一切均为世袭，出身决定论似高于一切。天皇是世袭，自不消说。日本天皇更有万世一统说，认为现世天皇为神武天皇后代，上可追溯至日本神话之天照大神，这恐怕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世袭传统，因日本从未有中国这样的改朝换代。天皇的世袭，为社会之最高典范，至少在过去，极罕有人敢加以否定。从天皇以降，整个社会皆由世袭方式组织。社会等级自然是世袭的，士农工商，皆因出身而定，一般不会变动；社会流动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因若一个人的父亲为农民，那么他原则上必为农民。在各阶层内部，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中，又有各自的世袭性。譬如说公家贵族（在朝廷中担任各种官职的贵族），即为世袭。一代为官，代代为官。直到战国时代、江户时代，公家成员仍然多为奈良时代的苗裔。这种情况，在中国看恐怕是不可思议的。因日本不但有一个固定的天皇家族，还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公家社会。武士自然是世袭的。而有趣的是，武士的忠诚，也可以是世袭的。日本武士以其封建领主为主君，对其尽忠。而一个武士，原则上要世代侍奉其主君；主君当然是要生老病死更替的，这个主从关系，便也由武士家族和君主家族，世代传承下去。倘使你父亲为某大名的家臣，那么原则上你效忠该大名理所当然的；你还要效忠他的后裔；你的后裔也要效忠他的后裔。这种主从关系的世袭，颇有日本特色。而君、臣双方，也得这种主从关系的世袭，感到顺理成章。因为社会的政治生活，便是遵循这个基本原则展开的。

日本社会的世袭性，有别的近乎离奇的例子，似更能说明问题。譬如，在古代日本，学问便有氏族传袭的性质。对学问和艺术之掌握，被普遍当做一种世袭的职业。特定的知识，在本门年时代流传。譬如镰仓时代的管原、清原、大江几家儒学传统，均是继承的家学；和歌和国文学，即堂上学传统，则为俊成、定家所确立，而冷泉和二条两家，则为哪氏继承衣钵争执不休。这种学问的氏族世袭，漫布社会文化之各领域，从诗歌文学，到剑术柔道，到茶道插花，到儒学佛学，无所不在。尤其以佛教最为离奇。镰仓新佛教净土真宗，允许僧侣食肉、结婚。作为净土真宗的首席寺院本愿寺法主，居然也是世袭，且在日本顺理成章。在中国看来，实在是咄咄怪事。

日本之世袭风俗，乃为封建氏族社会之特征。中国古代儒家则注重个体的才能，自古以唯才是用为美德，提倡人们精神修养和文化的开放，不论门第，并且以此种英才原则，提拔人才，组织行政机关。比起其他封建社会，具有观念上的巨大先进性。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登上社会的权力高峰，社会流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人们哪怕不能在一代之内攀上更高的阶层，也能通过几代的努力完成这个目标。中国的社会，故更开明和富有进步性。而日本社会，则一直保持落后的氏族制度，以门第标准为唯一标准，或最高标准。故有信长这样开明的人，能够提拔丰臣秀吉，实在是后者的幸运。

回到井伊直政。他既然成为德川家康最可信赖并且得力的家臣，其后代也自然被德川家重用，而这些，都是家康和直政关系的延续。

★ 一门·谱代·外样

德川幕府成立后，其时全国有大大小小二百左右的大名。为了方便统治，加强控制，幕府对武士阶层做了仔细的登记划分。其时，武士可约略分为将军、大名、旗本、御家人、陪臣、乡人及浪人等七大类。有一万石以上领地的武士，称大名。到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始，对大名之等级划分亦基本确立。第一，根据与将军之亲疏，可分为一门、谱代、外样。一门中最亲者为“三家”，即“御三前”，为封给家康三个儿子的藩——纪伊、尾张、水户。此三家可姓德川，德川家正统无继嗣时，可出继嗣。其他德川宗族，均为“一门”，但只能称德川家康之旧姓松平。谱代大名，则为向来侍奉德川家武将及其后裔。井伊直政系德川家臣，故为谱代。所谓“外样”，则为关原合战之后才臣服德川家的大名。譬如九州萨摩的岛津家，即为外样，在关原合战后，更遭减封之惩罚。在名义上，外样大名和德川家只有平等的关系。而大名之间，无论大小，皆相互平等，颇有现代民族国家之主权平等特征。名义上，德川家也只是在天皇之下众大名推举的盟主，其时的日本，恐怕更像一个联邦。外样大名由于在关原合战时未支持德川，因此他们之后的世世代代，都被德川家视为不可信赖的。敌对和不信任关系，也同样可以世代继承，并被认为顺理成章。

德川家将一门和谱代封到近畿、东海、关东一代的关键地方，而将外样封到偏远地区。井伊家，便被封到属于畿内的近江地方。

除去和幕府的关系亲疏外，大名更可按领国及居城、在江户中之参勤居所、官位、领地和年禄，再作划分，形成了相当复杂的身份等级制度。

武士或直属于德川家，或属于各地方大名，但都被纳入到复杂的身份等级体制中。这种身份等级，都按照日本传统，以世袭原则加以世代传承，一般难以改变。此种身份等级制度，乃使横向与纵向的社会流动，都变得十分之困难。社会上的成员，多各安其分，世代忠守其职业。整个社会，故呈静止态。

★ 德川幕府之行政官僚

在国家之最高军事统治机关——幕府之中，亦设立了复杂的行政体制。在将军之下，系称为“用部屋”之辅佐机关，用大老、老中、若年寄等在其中执行政务。如前所述，大老是将军外最高官职，非为必设，可空阙，一般由谱代大名担任；老中负责处理较具体之政务，约五六名，一般为谱代城主出任；若年寄为老中之助理，也为五六名，一般由无城的谱代担任。在这之下，还有更具体的官职，负责更具体的事务。但是，一望即知，幕府之关键权力位置，皆由谱代把持，不落入外人之手。江户中任何一个时期的幕府，从将军到其下的大老、老中、若年寄，因此都是当年德川家及其家臣的延续。世袭制在这里，德到了完美的体现。从日本历史看，这种建立在世袭基础上的主从制度，倒确是可以信赖的。

井伊家，自直政之自直胜开始，为谱代大名，并为幕府贡献了多位大老。最后一位在日本历史出名的井伊家人物，应是幕末、孝德天皇时期安政大狱事件中的井伊直弼大老。他曾违背天皇意愿（当然，也是不切实际的），在无天皇敕许的情况下同美国签订了对日本不平等的《安政条约》，当时，系美国以武力强迫日本结束锁国政策。

日本武家社会 - 从《太阁立志传V》漫谈日本中世史（四）

Sat, 21 Oct 2006 09:07:38 GMT

2004.9.16

（四）武家社会

■ 武家社会

★ 起源

武家社会，即由武士作为社会统治阶级的社会。奈良、平安时代，为天皇执政之贵族公家社会，而自平安时代后期开始，武士势力便逐渐抬头，最终成为日本之统治阶层。武士阶层，最初多为庄园或私耕地地主，亦有皇室和公家任命之专门的庄园监督。他们在自己所驻地方，其实成为封建领主。其实日本政治混乱，有无政府的特征，中央根本无法统领地方，权力分属各种政治集团。地方领主专心发展武力，以保护自己领地的利益和安全。这些人专习武功，尤其以弓术马术为主，称“弓马之道”。世代习武，便又有所谓“弓马之家”。这些弓马之家，又收养家子郎党（即属下），建立主从关系，作战时可成集团军队，强大的武士在地方上实已成后来所说之“大名”。武士阶层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群体，便以庄园制度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

习武之道，又以日本东北为盛。日本国文化之发源，以西南为据，后朝东北方向殖民，而东北方向则为虾夷族（现称爱奴Ainu，为日本遗留之唯一非大和族少数民族，人口约万，居住于北海道）领地，过去与大和族不断有战争。虾夷系北方民族，性情标悍，驰骋山野之间，以狩猎为生。当时与之交战，不得不使用骑兵。由于有强大的敌人存在，习武变得十分重要，成为社会存在的基础，社会安定的根据。东北方的武士，变成为武士中的武士。加之东北天高地远，皇帝实在管不着，乃是最有利于基层武士阶层崛起之地。后来建立幕府的源氏，便是东北武家豪族的统领。历史上镰仓幕府之前，有所谓的源氏、平氏之争，平氏一度崛起，独揽政权二十多年，后为源赖朝及其武士联盟所击败。平氏虽和公家贵族颇有渊源，但也属于新兴武士阶层，但因其保留了贵族性，未能完全满足武士阶层的利益，加上在伦理上又失却人心，后遂为彻底代表武家利益之源氏所取代。

源赖朝开创幕府，宣告了旧日本之公家社会、公家政治的结束，武家社会的开始。应当说，幕府制度是人类文明史上十分奇特的一种制度。所谓幕府，便是由武士阶层经营的一种最高的行政机关，统领全国事务。用现在的话说，其实便是军人政权，由军人掌政，统领整个社会。不单最高行政机关如此，武士阶层在全国上下成为统领社会的阶层，变成主导行政事务的官僚阶层。此种经营模式，倒十分类似我们后来说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了。这也正是一种军国主义。

自源氏于己1189年建立幕府以降凡约七百年，为日本之武家社会。源氏建立的幕府，称镰仓幕府；源氏之执政三代，即为外戚北条氏篡政，其后有北条氏九代，为幕府首领。镰仓幕府后，又有足利氏十五代的室町幕府，两中相隔约六十年，为吉野时代。室町幕府后期，战乱不断，即我们所说“战国时代”，《太阁立志传》之背景时代，有织田信长的安土时代和丰臣秀吉之桃山时代。其后，德川家康以不世之才，在二者的基础上，在江户（今东京）建立了历时二百六十多年的德川幕府（即江户时代），直到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之“大政奉还”，将政治权利交还天皇。自镰仓到江户幕府，历史近七百年，为日本之武家社会。

若称风花雪月的奈良平安贵族时代，为女性的，那么后来日本的武家社会，则为彻头彻尾男性的。武家社会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武士即执政，武士所奉行的生活准则（武士道）也成为整个社会上下组织道德伦理生活的行为规范和准绳。社会全体，一致朝武家看齐。武家文化也取代奈良平安时代的文化，成为精英文化。武士道注重人身心全方面的修养，对知识之钻研尤是。故许多武士在习武之余，亦能研习文化，为日本意识形态文明之发展，作出卓绝贡献。今日日本文化之精英，自茶道、剑道、柔道到禅宗，无不为武家社会之精神遗产。

★ 军国主义之传统及武士道

军人即掌政，社会上下不免要弥漫军人之气息，尚武之风，因而渗透日本上下。自镰仓时代始，日本即走向穷兵黩武之军国主义道路，最后在近代化之后，更有大规模之对外扩张，将黩武文化转换为殖民侵略，对亚洲各邻国凡下滔天罪行。若要探究日本国民在二战前及战时之心态，便不能不研究整个武家社会之文化特征。

日本虽经历革命性的明治唯新，却并没有向西方一般真正经历文艺复兴这样的文化启蒙年代。所谓明治维新，只有形而下的物质和技术上效仿西方，但根源型的形而上之精神文化，仍为纯粹的日本。明治维新本来即由下层武十阶层发动，由所谓之阶级局限性；及之二战结束前，武士出身的人仍然占据社会之精英位置。武家文化传统在他们身上得到传承，武士道即有精进克己之一面，亦有忠诚、尚武的一面。民权意识和主义等进步思想，并未能普及到市民社会之全体，更不能成为社会之政治文化共识。明治后日本似曾走向民主议会政治，但真正得到发展的是有国家主义背景的大家长制观念。政治很快便遭军人劫持，成为军人统治之法西斯政权，走向军国主义。战前战中日本军人过问政治，执掌政治，订立国家发展政策方略，社会凡事以军人先，对军人给予最大尊重，奉军人为社会之楷模，将沿袭武士道视为精神理想，其实皆是武家社会之继续。明治维新因此并未能改变日本七百余年的武家政治，是一个不彻底的改革。这便和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未能根除中国之封建思想一样，旧的组织原则、行为规则和意识形态仍然保留在新的新的制度之中。

武士道最为强调的精神，有两个，其一为忠，其二为知耻。这些大大超过其他武士道所奉行的美德，如廉洁、重视修养之锻炼开发之类。而“忠”和“知耻”，都属于在外的道德，如主君是否犯错误，不在侍从的探讨范围之内；所谓美德，就是侍从对主君尽忠：鼓励盲从，而不鼓励真正在道德伦理上的思考。中国儒家所推崇的“仁”，在日本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尽忠知耻的一个最高表现，便是死：为忠和耻而死，是为圆满。武士道对死之美化和歌颂，原系来源于这种意识心态（此外，亦有佛教的影响）。武士最重要的品质，即是能将死置之度外。忠、自尊，这些比死都要重要得多，生命可以放弃，而这些不能放弃。即有这种心态，又有尚武黩武之传统，藐视他人生命，自不在话下，再加上日本战前之种族主义反动宣传，故有日本军队的暴行。其实，究其意识之源，我以为，武士道之轻生哲学，乃更为重要，因种族主义教育，效果毕竟十分有限，特别是对待西洋人，当时日本国民恐并不觉得他们要比西洋人优越，而对西洋战俘一样施行虐待，即是一种普遍的轻生主义。加之日本人认为后者居然能够对敌投降而心安理得，感觉不可思议。

★ 兵农分离制

回到文前《太阁》图片中的战国时代，可看出武士作为家臣，为大名所统领。他们和大名具有主从关系，听命大名，对大名负责。家臣其下，往往又有寄骑、寄子，对这些家臣们直接负责，即“家臣的家臣”，他们和大名并无直接的主从关系。此图是十六世纪末德川家康之家臣。从图中可看出，武士领受俸禄，倒像是一群由大名派法工资的职业阶层！实际上此种制度其时并不普及，乃由职田信长制度化，丰臣秀吉作推广，最后由德川家康定统一为基本人事、组织管理办法，推广到全国。织田信长当时之所以能够在军事上获得成功，便和此项制度有关。过去，武士们都拥有领地，往往都是小小的封建领主，与其属下的农民具有主从关系，时而还亲自参与耕种。联想这种封建体制，不妨回忆一下旧俄小说：里面的贵族时而从彼得堡的府邸回到自己乡下庄园，领导农奴们进行劳作，参与农业活动。此时的日本便是这样。这种和土地的直接依附关系，在近畿一代，相对较少，武士阶层因此能专心事武，不需下地干活。信长更将这种兵农分离进行全面制度化。此后，土地劳作者直接向大名缴送年贡，由大名收下，然后再以俸禄形式派发给下属武士。武士们被禁止和其领地形成直接的主从关系，军人和农地得到完全的分离。这种兵农分离不断得到改善和巩固，最终得以完全制度化。对武士来说，他们失去了能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得不依靠其领导；对大名来说，即增强了其家臣的战斗力（能专心事武），又加强了对家臣们的统治和对土地的控制，实可谓一举多得。

从太阁立志传漫谈日本中世史（三) 織田信長

Sat, 21 Oct 2006 09:04:59 GMT

2004.9.14

（三）織田信長おだのぶなが

恐怕是战国中最有魅力的传奇人物。若无信长，秀吉第一不可能崭露头脚，第二不可能统一日本，因日本统一大业，从最开始，全是信长打下的基础。信长未能建立的大一统封建制，最终才由其得力助手秀吉完成。

此人因名气太盛，时而能见于影视。譬如黑泽明之名片《影武者》中，便有信长；木村拓哉更在一部描写信长的电视电影（哟KOEI特别赞助）中担当主角，演出来的信长，还算有点味道。信长为人特立独行，充满叛逆性格，热爱反对权威，不愿意循规蹈矩，时常对旧的传统、制度、习惯不屑，是个天生的改革家、革命家。他不拘小节，不顾细谨，但颇有远见，视界相当之高，行事很有大政治家的风范。

织田氏原为越前守护斯波氏之家臣，后斯波氏兼任尾张（今爱知县）守护时，迁至尾张，织田氏世世为尾张代理守护。实际上，战国下克上之风甚盛，及至信长之父信秀时，已为独立统治尾张之战国大名，不再需对任何人负责。

信长年轻时行为怪异，被人称为“傻子”，担心是否能继承其父的家业。其让人刮目相看的第一役，是在桶狭间奇袭今川义元军，阵中杀死义元。今川氏世代为守护，属于具有绝对合法性的世家大名，势力本极强，有望一统天下，但却在此役死在信长手上，从此信长声明大振。

其后，信长消灭了美浓之斋藤，将都城迁至歧阜，之后拥立足利义昭为幕府将军，但自己手握实权。此时的幕府，已徒有虚名。在之后的几年，信长又破北近江的浅井和越前的朝仓，驱逐足利义昭出京都，给室町幕府的存在划上了句号。在当时看，信长的这个决定也显示了他的个性，即破旧革新。当时幕府势力虽然微弱，但地方大名首先会想到利用幕府，而非彻底的倒幕。

黑泽明的《影武者》中一个历史剧情，便是武田信玄试图击破信长与德川家康的盟军，上京都夺取政权，但徒中死于军中。当时日本大名，欲成天下霸业，都往往爱遵从一条路子，就是前往京都（他们称为“上洛”）挟持朝廷或幕府来号令天下，利用这些政治权威所仍具有的合法性。《影武者》中，信玄临死前告诫儿子三年内不要出兵攻击信长，但儿子武田胜赖未加理睬，于1575年和信长进行了长篠会战。这场战役说起来很简单。武田军强势在于传统骑兵，因其骑兵之实力，其时被认为是日本最强大的军队。信长则采用西洋火枪，实际上火枪由葡萄牙人在种子岛传入，已有很长的历史，在日本武士阶层，火枪的使用相当普及，日本人亦能自行制造火枪。但将火枪作为正规的战斗武器来使用，信长为首家。他还亲自发明了一些火枪作战战术，以将火枪之优点利用至最大。长篠会战就是一场火枪兵对骑兵的战役。这场战役中，不消说，武田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一蹶不振。景象可以看《影武者》的片尾部分。如果你找不到《影武者》，可以看看《The Last Samurai (最后的武士)》，里面有明治政府军用火枪消灭旧武士部队的一段，如出一辙。实际上，看到这里，又让人联想到祖鲁人抗击英国殖民士兵的战争（请看电影《Zulu》，基本上百多个英国人可以对抗上万个祖鲁人），还有我国清末抗英部队在战场上以大刀拼杀洋人火枪的表现。

信长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对佛教旧势力的态度。信长是一个非常世俗，接近无神论的一类人士，除了在宗教义理上对新旧佛教根本不买帐，对佛教的高度腐败、佛教对世俗政治的高度介入感到极其反感，并意识到政治化的佛教寺院们作为一群独立的，阻碍封建统一的势力，需要被彻底治理，甚至铲除。他最为人所知的是火烧比睿山延历寺：将该寺数千所建筑全部焚毁。延历寺属于天台宗，系镰仓时代以前的旧佛教势力，在比睿山一代势力极大，是典型的早已高度腐败的佛教寺院，且又和浅井和朝仓联合，反对信长，因此才有此下场。信长焚烧比睿山的壮举，使他被后人称为“六天魔王”。

另外一场实际上更惊心动魄的战争，是信长和石山本愿寺之间的战争。本愿寺属于净土真宗，为镰仓时代中建立之新佛教势力。横向比较，在所有佛教势力中，恐怕也是实力最强的。对于本愿寺给信长造成的麻烦，将在介绍本愿寺时讲述。

本愿寺后来成为信长包围网之中心枢纽，利用其精神影响挑动各地信徒反抗信长。信长大力镇压本愿寺，信长包围网遭到失败。信长方面最终获得成功。在和佛教势力的斗争中，信长是非常彻底的：致力于剥夺佛教寺院的独立性、军事性、缩小其规模，控制其资源来源，使其被纳入于信长建立的封建统治制度之内。从此之后，寺院和世俗社会的关系便发生了变化：它们的独立性和特权都逐渐丧失，自此离开从政治舞台。同时，日本终于得到了宗教社会和世俗社会的统一。这个统一，实际上是由世俗社会吃掉宗教社会。

信长由于事业未竞就死去，其事业由秀吉发扬光大，最后由德川家康继承，到江户时代，佛教已完全被边缘化，彻底成为世俗统治者手中的政治工具，完全丧失了作为独立政治势力的力量。

信长在打压佛教势力时，还注意拉拢天主教势力，如允许佛罗雷斯在京都建造天主教教堂。由于信长更接近无神论者，他的举动，与其说是出于信仰，不如说只是为了打击佛教势力；另一方面，他对西洋文化（称“南蛮文化”）素有好感，再加之和葡萄牙人交好有利于商业贸易，推广天主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信长制定的兵农分离政策，在之后说明。

信长在统一大业中，其实有许多天然的优势。岛津、武田、北条这些势力虽强，但实在离京都太远，不如信长有地理上的得天独厚。而信长作为根据地的地方，十分富饶，生产力发达，产业成熟，在社会经济结构上，更是武士势力发展的好地方：庄园主和农民势力都较弱。信长、秀吉、家康的天下，都是在这里打出来的。

预告：

（四）武士统治
（五）井伊直政·一门/谱代/外样
（六）武士道·武士技能
（七）石山本愿寺·佛教势力
（八）下间赖廉·坊主·僧兵
（九）茶屋四郎次郎·商家
（十）天皇·公家·唐代遗风
（十一）基督天主教·佛罗伊斯
（十二）大村纯忠·九州地方天主教信徒
（十三）茶道·茶会
（十四）家徽·商标意识
（十五）士农工商
（十六）流派
(十七)官位

从太阁立志传漫谈日本中世史（二）豊臣秀吉

Sat, 21 Oct 2006 09:01:31 GMT

2004.9.14

（二）豊臣秀吉とよとみひでよし
木下藤吉郎，即丰臣秀吉，本游戏主角，为战国第一奇人，出自庶民（非武士阶层），木下弥右卫门之子。他一次易名，两次易姓。此处藤吉郎所用一名，仍保持着鲜明的庶民特色，易招武士嘲笑。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藤吉郎也自然地改名易姓，以溶入高层社会。第一次易姓为羽柴，取织田信长之大将丹羽长秀和柴田胜家之姓各一字，改名秀吉。第二此系在被任命关白和太政大臣后，由朝廷赐姓。

秀吉之父曾为信长作过足轻（步兵），后事农业。秀吉本人年轻时则只是做给武士提提鞋的活儿。但此人有过人能力，很快为信长所赏识，故得以展露头脚。信长作为封建领主，思想具有很大的进步性，譬如就有任人唯贤，不依门弟为唯一标准的思想（需知封建日本门第观念之根深蒂固），故能提拔秀吉。秀吉最大的幸运，便是能够在信长的麾下，否则绝无可能有后来的辉煌。

信长要完成统一大业，但事业未竞，就因属下明智光秀等人叛变遭暗害，死在京都本能寺。秀吉接手，完成了信长的统一日本的事业，先平定明智光秀军，后击败北陆方柴田胜家之部，巩固了作为信长接班人的地位。其后，更迫使势力一直扩大到甲斐和原今川家守护领地的德川家康，征服四国之长宗我部，平定九州大名岛津[关东之北条及奥羽之伊达，成就统一大业，秀吉被封为关白，达到权力之顶封。

丰臣秀吉成就国内的功业后，确实有点暴发户的性质，在国际政治上也变得狂妄起来。在日明关系上，一方面希望通商贸易，一方面又不满明朝政权之实际宗主国地位，对明的高高在上感到十分愤怒；对朝鲜则是根本不将之放到眼里（实际上对明朝亦是），数次寻找借口侵略朝鲜，“文禄之役”时，部分军队一直打到中国东北。侵略战争因中国援朝军队支援、朝鲜义军反抗和日本方面补给问题，最终失败。战争严重破坏了日明、日朝关系，

国内政治上，秀吉的有影响的作为，除去对日本政治上的统一，则主要在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上。信长·秀吉的政策，为江户时代高度成熟的幕藩体制，打下基础。秀吉推行信长的废除旧庄园制度，采取兵农分离之一人耕作土地制度（在后面的信长部分将会加以叙述），对佛教势力的约束和控制，有策略的封赏有功武将和对大名实行“转封”或“改易”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德川幕府产生巨大启发）。推行“检地”（土地丈量）和“刀狩”（没收农民武器，以更好的加以控制之）等政策，颁布“身份统制令”，及明确士农工商之社会职业于等级划分，禁止不同社会阶层人的相互流动（此政策极大的影响了德川幕府）。

应该说，秀吉的成功，标示着战国乱世中出现的纵向社会流动性，在封建门弟社会中应当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庶民阶层得以通过自身的能力而非门第，爬上权力的顶峰。这真是一个草莽英雄的年代。然而，江户时代士农工商、社会等级的严格管制，使社会流动变得更加困难。秀吉本人则直接颁布了“身份统制令”，规定了士农工商严格的身份别。作为一个从庶民阶层爬上来的人物，他的此举未免略有讽刺的味道。

《太阁立志传》，便是讲丰臣秀吉从一介草民爬上权力最高峰，成为“天下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有着明显的战国特色。它明显地存着对出自民间草莽英雄的歌颂。它代表着一种理想，即生于乱世，个人能纯粹凭自己的能力，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丰臣秀吉所圆的梦，更像我们今天说的American dream。
，

从太阁立志传漫谈日本中世史（一）序

Sat, 21 Oct 2006 08:58:50 GMT

2004.9.14

（一）序

《太阁立志传V》以日本战国时代第一传奇人物丰臣秀吉为主人公，由玩家扮演这位历史人物的角色，进入战乱纷争之战国社会，一展鸿图。

日本自室町幕府后期，尤其是应仁之乱（1467-1477年）后，到丰臣秀吉统一日本(1590年)之间的一百余年，群雄隔绝，大名（军阀、地方武士首领）各自为政，互相战争不断，狼烟不息，生灵涂炭，该段时期，为日本史上最为黑暗之时期，史称“战国时代”。西方对此似无专门称谓，仅指镰仓时代开始的武家社会直到德川江户时代，为日本中世纪(midaeval)。

战国时代系一个“下克上”的时代。传统的社会统治体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奈良平安时代延续下来的国家律令制度和几乎为数个世纪的武家统治完全摧毁；另一方面，武家统治的制度与原则本身亦受到挑战并遭到破坏，过去自上而下的，等级森严的威权统治，变得不再那么顺理成章。战国时的日本社会，天皇只有类宗教性的权威，政治上受制于幕府，幕府为武家社会之首领，但此时亦丧失大半权威。下可上，表现在幕府受制于管领；管领受制于家老，至于守护、地头受制于其属下，更是十分普遍。

战国崛起的大名（即中国说的诸侯、军阀），称战国大名。大名大的大名占据一国或几国，小的占据一城或几城。熟悉战国史的朋友会知道，到十六世纪中，日本最强大的大名有：奥羽的南部、伊达；关东的佐竹、北条；甲婓的武田；越后的上杉；骏河的今川；自近畿到中国则有尾张之织田、三河之德川、出云之子尼子、大河之三好、但马之山名；备前的浮田；安艺的毛利；周防长门的大内；四国的河野、十河、长曾我部（长宗我部）；九州则有丰后的大友，肥前的龙造寺，日向的伊东，萨磨之岛津。其他小的大名则多达数百家之多。

大名统治以军事作为绝对统治基础，为社会生活之核心，以巩固对地方的支配权，并随时准备扩张。这其实便是后来所指之军国主义，不过只限于地方诸侯。大名无论大小，均在所辖领内各自为政，享有绝对的行政、司法统治权，可自行立法：不需向上听命。不少大名订立国法，作为治理领地内的法制，亦有的订立家训、家法，作为领内教育和道德生活之准绳。著名的家法与国法有陆奥·伊达家的《尘齐集》，周防·大内家的《大内家壁书》，骏河·今川家的《今川假名目录》，甲婓·武田家的《信玄家法》、近江·六角家的《义治式目》等等许多。

战国时代亦呈现出政治权力分配的高度分散化，从天皇与公家、幕府、地方大名，地方武士集团（野武士）、寺院、水军众、忍者、村民武装组织到商人行会，都是各自独立的势力。日本的政治集团和权力多元化的程度，和中国的大一统集权制，产生了鲜明之对比。日本社会由古时至今，一个特色便为由许许多多鲜明的纵向金字塔型的社会单位组成，成员依附本单位团体，仅对单位团体效宗。实际上，这种观念，亦可延伸到孝道：日本人只习惯对于记忆中的近祖尽孝，如祭祀。几代以上，记忆淡化的祖先，就不再侍奉，这与中国之宗族观念大相径庭。日本的此种特色，据言于日本人缺乏抽象思辩及构建超现实之认同，有所关联。

至于上述那种相对于狭隘的，局限于本社会单位的认同观念，在明治后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崛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国家神道兴起、对天皇的崇拜，民族主义的产生以及日本作为一个民族的概念的完成。

在战国时代，这种对主上的忠诚，表现得很明显。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存在对天皇尽忠一说。也不存在对幕府尽忠一说。人们只对自己的封建领主尽忠。封建领主和下属具有的是直接并且明确的上下级主从关系，是最为首要的社会关系。因此，若本地大名要起来反对幕府，理论上下级就会誓死支持大名的行动，推翻幕府。

战国时代为了解日本社会与历史之关键之一。日本之民族社会特性、意识形态（如宗教、文化）与精神、社会组织与架构的原则与传统、经济产业，均在本时代有着清晰的体现，或经历了长足的发展。战国时代之后，便是有二百多年和平安定的德川幕府，而其后，便是日本打破锁国政策与明治维新的开始，从此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本文选择一些游戏《太阁立志传V》的图片，漫谈其中反映之日本历史，风格较轻松随意。因水平有限，又纯粹系业余兴趣，出现错误在所难免。

为什么说纳粹对犹太人之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不能相提并论

Sat, 21 Oct 2006 08:54:30 GMT

2004.10.8

[...]

关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下称Holocaust)和南京大屠杀，确实有性质上的不同，
不能相提并论。

实际上在西方，有一种认识，便是Holocaust是人类历史上截止到目前独一无二的(unique)，犹太人自己大多支持这个看法。对许多犹太人而言，否定Holocaust的独一无二性就是一种巨大的冒犯。

对比Holocaust和南京大屠杀，确实很不一样。

在人数上: Holocaust杀死近六百万犹太人，南京大屠杀中国官方
数字是三十万左右。

持续时间上：Holocaust持续了好几年，如果算上早期对犹太人的
   隔离、送到集中居住区等过程，时间要更长，乃是一个漫长的准
   备过程。南京大屠杀充其量持续了几个月，真正的大规模集中性
    屠杀没有多少天。

在计划上： Holocaust是一个早有准备的、漫长的、系统性的计划，涉及无数专门人员，是一个庞大的、有组织性的事业，有好几个民族的参与：相对直接参与（动手杀）的有匈牙利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等很多；相对间接参与的（调查、抓人、运输、后勤）如法国人、意大利人）。有专门的专业人士和工业（如屠杀手段的研发）。而南京大屠杀是一个较传统的、占领者对被占领者的屠杀，在历史上时而出现。相比之下，Holocaust是计划的产物，而南京大屠杀带有ad hoc的性质，有一定的偶发性质。

在理论支持上：Holocaust有非常复杂、系统、周密的理论准备，证明犹太人是种族上劣等的非人，因此杀死犹太人不需要背负伦理责任。此外，还有渊源于天主教的反犹主义。理论准备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Holocaust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目的：全盘歼灭犹太民族，并认为这是为了达到雅利安人统治世界之必备条件以及应负的责任义务。南京大屠杀没有这种理论支持。日本军人之残暴有多少因素，其一乃是武士道之尚武轻生哲学和残暴特质，其一是日本之民族、种族主义教育（远无纳粹这样科学而系统），其一是屠杀者所具有的阿多诺 et al 所说之“威权人格”。但是，对南京大屠杀这么一个事件，日本人并没有可以和Holocaust相比较的单一一套完整哲学。

在参与者上：德国社会对Holocaust是默许，并且有大量民众直接参与（从屠杀到情报、运输、后勤等程序）带有明显的全民性质（见Daniel Goldhagen <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整个清除犹太人的计划，更是一个全民参与的社会政策。南京大屠杀则主要由在战场上的正规军人从事。

目标：Holocaust的对象是全体犹太民族，目的是要歼灭民族，属于种族灭绝(genocide)；南京大屠杀对象主要是南京的民众，屠杀有震慑作用，充其量是一个战略决策，日本人并没想过要消灭中华民族。因此，前者是种族灭绝，后者不是。

过程：南京大屠杀具有随发和偶发性，容易出现战场上的失控现象，而Holocaust则一直被有效的管理、规划、控制，从始到终都有强烈的理性化/合理化特征。

手段：南京大屠杀是一般的屠杀，采用“常规武器”，并没有精心准备的特别屠杀措施；德国人则专门从事有效的屠杀方法研发，以最大化之歼灭犹太人，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

逻辑：纳粹人视灭绝犹太人为最高的终极目标，即使代价是本身政权覆没，也要消灭犹太人。德国人在战争后期，消灭了许多可以用来做宝贵战略生产力量的犹太人，历史家称为纳粹的“自杀”行动。可见，纳粹哪怕要付上自毁的代价，也要消灭犹太人。消灭犹太人甚至比保证纳粹的生存更重要。（见Daniel Goldhagen <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日本人不可能采用这个逻辑进行南京大屠杀。

死亡人数占受攻击民族之比率：欧洲为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地。在欧洲，七成以上的犹太人被消灭掉，

因此，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是不一样的：程度不一样，性质也不一样。

★兔主席地洞★: 历史

好书好书!

1945-1949年解放战争/国共内战时期在华的日本人

19世纪中国的老照片 (8)

19世纪中国的老照片 (7)

19世纪中国的老照片 (6)

19世纪中国的老照片 (5)

19世纪中国的老照片 (4)

19世纪中国的老照片 (3)

19世纪的中国老照片 (2)

19世纪的中国老照片 (1)

日本世袭体制·德川幕府对大名之等级划分——从《太阁立志传V》慢谈日本中世史（五）

日本武家社会 - 从《太阁立志传V》漫谈日本中世史（四）

从太阁立志传漫谈日本中世史 （三) 織田信長

从太阁立志传漫谈日本中世史 （二）豊臣秀吉

从太阁立志传漫谈日本中世史 （一）序

为什么说纳粹对犹太人之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不能相提并论

从太阁立志传漫谈日本中世史（三) 織田信長

从太阁立志传漫谈日本中世史（二）豊臣秀吉

从太阁立志传漫谈日本中世史（一）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