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地洞★: 思想

自爆家丑: whistle-blowing的问题

Tue, 05 Dec 2006 07:11:48 GMT

最近上公共道德八荣八耻课讲了一章——whistle-blowing。写了一篇小小的文章。

Whistle-blowing指的是一个组织或机构的成员向社会披露自己组织或机构里出现的错误行为和丑闻——如虐待员工，剥削或伤害客户，隐瞒过失，贪污腐败，诸如此类。譬如说，某公司雇员自爆公司内的丑闻。

一般来说，行使whistle-blowing者在爆丑闻前后，仍然是组织机构的成员。也就是说他是以组织机构成员的身份来爆的，辞职后再爆就不算了。另外，应当是以各种渠道，向社会公布。有的人还认为行使whistle-blowing的人应该公开自己的身份。因此，秘密把组织/机构内的内幕泄露出去，而自己不露身份，不算whistle-blowing。

换言之，whistle-blowing就是一个员工突然站出来，面对社会控诉自己所属的组织。

Whistle-blowing必然涉及到许多伦理问题。比方说这个披露内幕的职员和组织的关系：一般来说，职员和组织有某种忠诚关系，或者其他协议，譬如说，职员可能和公司签定了协议，不能向外披露内部材料，要进行严格保密，这就构成了职员的伦理和法律责任。另外，这个职员和其他职员的关系。如果这个职员向社会披露组织的丑闻，影响到了整个组织的声誉，那么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可想而知，如果一个生产消费品的公司爆出了一个丑闻内幕，消费者纷纷退货，产品市场收到打击，一些员工因此下岗。那么这个爆丑闻的员工是不是对那些因此而受波及的员工有某种责任呢？总之，这是个复杂的问题。这里涉及到了各种责任与义务的冲突。各种道德两难的情境凸现。

在现实社会中，公开自爆自家丑闻的组织成员在组织内一般没有什么好下场，他们可能会直接被老板炒掉，或者遭到各种迫害。美国专门有保护whistle-blower的法案，限定一个组织不能迫害whistle-blower。但是，任何一个组织都有很多种方式让它里面的某个员工过得很不愉快。比如说发动大家孤立这个whistle-blower，把他凉到一边。

总之，whistle-blower要承担不小的代价。当一些whistle-blower以公共利益出发，英勇地站出来揭露自己的组织时，他们成了组织内的叛徒，但却成了社会上的英雄。2002年，时代杂志把Worldcom的Cynthia Cooper，FBI的Coleen Rowley, Enron的Sherron Watkins，封为年代人物——the whistle-blowers。三个“女英雄”都自爆了自家的丑闻，引起了轩然大波。Worldcom和Enron更是近年来最大的业界丑闻。

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个组织的成员才可以自爆组织内的丑闻呢？对在重要的敏感岗位任职的公务员来说，这种情况变得尤其棘手。因为公务员一旦出来爆密，就是揭露政府的内幕。FBI的Rowley一案尤其典型，她揭露了联邦调查局内部的问题。一些人认为，这种对要害部门人事、运作、组织等内幕的揭露，有害于国家安全。

本人稍加思考、总结了一下爆自家丑闻的“条件”，或者说，只有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时，一个揭批自家丑闻的行为才是合理的，正当的。请注意，以下所讲的都是从伦理角度出发的，不是法律角度。

l Last resort (万不得已下才进行) 揭批者在把丑闻或内幕披露给全社会前，首先要通过自家组织内部的所有渠道和程序，看看涉及到的错误行为、腐败行为、不伦理行为，伤害行为，能不能在组织内部得到解决。譬如说公司虐待员工，那么先上书各个领导，看看公司是否能够从内部解决之。譬如说某种产品伤害了消费者，先上书有关部门负责人，看看公司内部能不能承认错误，赔偿消费者；对政府部门，特别是那些重要政府部门，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伤害了政府部门的声誉后果往往很严重。所以，揭批者至少必须先经过自己组织内部的各种程序，看看能不能在内部解决问题。实在不行了才走向社会，把案子捅出去。

l Proportionality. （合乎比例性）。由于对自家组织的不端行为进行揭批，往往会对组织本身带来很糟糕的结果，而对政府机构，还会带来更广泛的结果，如导致人们对政府或公共部门的不信任，因此举报者尤其谨慎。只有那些比较严重的，相当紧急的，波及面很大性质恶劣的行为，才适合捅出去。

l Just cause & good intention （正确的动机）揭批者应当是从自己的良心，或者公共利益出发的，而不是从自己的个人功名福利的角度出发的。换言之，举报揭批行为是一种追求正义的行为，而不是满足私人利益的行为。而举报者所批判的行为应当是被我们的一般的道德直觉所认为是不正确的，不道德的，错误的行为（或者说，被一般人认为是不正确不合理的）。这种揭批是为了推动某种正义原则的实现。如，一个员工出来向社会指控自己所属的慈善组织的领导挪用捐款为自用，人们马上会意识到这种指控是合理的，正确的，因为简单的道德直觉告诉我们，这种挪用捐款的行为是一种欺骗和滥用权力，是错误的。这个揭批行为带有正义性。

l Authenticity （可靠性）揭批/举报者应当做详细的调查，尽可能取得可靠的事实，有把握自己掌握的材料确实可靠，才能把东西捅出去。这是负责任的做法。如果没有搞清楚事实就乱捅，后果严重。而且，在当今社会，各种媒体发达，以讹传讹很容易，组织被失实地指控了可能说都说不清。为了保证举报行为是合理的，揭批者有必要做这种举证的努力。

l Positive outcome（积极效应）。这是一条结果主义/功利主义的条款：举报/揭批行为应该带来整体的积极结果。这和前面涉及的几条有所相关（如比例性等）。举报行为可能摧毁一个很重要的组织的声誉，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举报/揭批者应该计算自己的举报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至少是可以估计到的中长期后果。比方说，揭露了一个组织的不端行为，有可能起到教育意义，促使社会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约束其他组织的类似行为，甚至通过新的立法等。这一条“积极效应”不太容易计算，但是举出这一条旨在说明的是我们不可能在实施这种行为时，完全忽略这种成本与收益的计算。

l Constructiveness （建设性）. 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这种举报/揭批行为需要有建设性，否则并无意义。或者说，举报揭发者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应该对端正组织的行为或者某种社会风气有一定的可能的积极的效果。完全没有建设性地指控往往得不到人们的回应。比如说，一个在某地的生产单位，迫于资金和技术等各方面的客观缺陷，不能给员工好的待遇，这个地区的所有类似生产单位都有类似问题，是一个整体水平问题。而一个员工跳出来以非常高的水平来指控和要求这个生产单位，超出其负荷能力，这就不具有充分的建设性。总之，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一般来说，人们希望揭发批判者批判的内容不脱离现实。

可见，一个whistle-blowing的行为如果能被人完全接受，有很多的标准。其中有的标准会为一般人所接受，有的不一定为所有人都接受。不同的标准重要性也有所差别。

总之，whistle-blowing是一个很复杂的行为，牵扯到很多的伦理问题与关系。不少人确实会在自己的生活中遭遇这种情境。以上的文字也许有利于人们分析这种情境及我们的选择。

Frances Kamm上伦理课

Sat, 11 Nov 2006 23:34:49 GMT

KSG有一个伦理学中心，有一些伦理学教研人才。KSG很重视伦理问题，认为公共领导人需要具备道德修养。我一般把伦理课称为八荣八耻课。不过实际上伦理课主要是教moal reasoning，就是如何分析道德问题。

其中一位教授是Frances M. Kamm。这是个身材矮小但是眼睛很有神看上去很机灵的犹太女教授（六十多）。她有点名气，主要在生物伦理学（涉及生啊死啊之类的人生重大问题的应用伦理学分支），另外就是在nonconsequentialism的研究领域。她有过不少出版物。

她的思维很活跃。可以看出她每天都在思考重大的哲学问题。

第一次听她讲话，印象最深的是她对德里达等人的评价：德里达写的是'incomprehensible junk'。她的这一看法可以推及到其他的现代但代呕陆哲学家/理论家。很正常了，在英美哲学系，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很多。英美分析流哲学是哲学系的绝对主流。

她认为欧陆哲学根本不make sense。她强调的都是假设、逻辑、分析推理之类的。她教的所有材料几乎都是英美政治哲学传统的东西。康德（以及更以前的，如柏拉图之类的）算是例外。我们知道，英美和欧陆大约是在康德开始分野的；康德可能是英美与欧陆所共同分享的最后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教学主要内容涉及各种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大伦理问题。从社会分配到政治自由主义到政治家的个人操守。由于是面对profesional students，上课的材料强调使用，尽量不搞太多理论。所以readings没有太多。但是还是偏向理论比较多，引起一些学生的意见。professional school的学生不是来学理论的，而是来学应用的，觉得应用性、操作性不强的东西就没什么用。很实用。当然也有点目光短浅。

这个教授上课基本就是lecture，当然也允许学生提问，但一提问完拉就是她接着不断地讲。没有什么课堂讨论之说。而且她很喜欢debate，一定要把提问的，或者说提出自己的解释/诠释的学生驳倒。证明你是“错”的，只有她的解释或描述是正确的。她老实更学生辩论。

另外喜欢东讲一点西讲一点，随着性情讲，没有什么组织性。乱七八糟。

由于她的许多特点，所以几乎没有一个学生喜欢她。很多人都不喜欢她。今天，一个人说，“她很聪明，但是不是一个好老师”。

我也认为Kamm讲得一般，还不如很多年前教我入门的lecturer讲得好，虽然人家不是什么大牌。

重大经典公共问题moral reasoning (10)

Thu, 02 Nov 2006 06:43:12 GMT

2005.2.10

21) The freer the market, the freer the people.(市场越自由，人们越自由)

选择: 强烈反对

信奉市场越自由，人便越自由的是经济右派，在经济上是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s)。为什么市场越自由、开放，人就越自由呢？有许多种论证。其中最著名的，如我们数次谈到的诺齐克(Nozick)的基于伦理道义学(deontology)上的论证：从康德的伦理学出发，人皆有平等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人应被获得同等的尊重和关注，被允许按照自己的方式选择和行动；人都应被当作目的，而非手段。诺齐克认为这种强调个人权利和个人意志的自由主义哲学必然带来最小政府(minimal government)：政府应当充当守夜人的角色,最小化对市场和其他社会生活的限制、干预，因为这些限制、干预往往妨碍个人意志的实现，阻碍个人去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诺齐克所引的最重要、经典的例子，就是政府通过再分配税制，对市场分配进行干预的行为。他认为这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

对这些支持自由市场的亽来说，当个人摆脱了来自政府或其他机构的限制和干预，能够在市场上自由的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条件来决定、行动、交易，就是自由的，因此，市场越自由，人便越自由。

哈耶克有不一样的论证，不过并非是伦理学的。政府干预市场必然抱有某种原因，带有某种理想，就是说追求某种特定的善(conception of the good)：譬如说平等。推崇自由意志的哈耶克当然会主张政府应当中立(neutral state)，认为政府奉行某一种特定的善，会和其他不同意这种善的公民发生冲突，进而限制他们的自由；允许政府去追求这种善，就要给予它权力。政府会利用这些权力。打着善的旗号干预经济生活，并且逐渐干涉到我们其他领域的社会生活、个人生活，使我们越发的不自由。因此，为了保证自由，应该奉行自由市场，由市场从事一切的资源配置。

此外，大多信奉市场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像诺齐克这样的伦理学家，还是哈耶克这样的经济学家，都相信市场可以提高人的绝对福利。哪怕市场存在不公，它也能使社会上最穷的一批人提高他们的绝对福利。从这个角度看，这些人更“自由”了，因为他们掌握了更多的资源，用以帮助实现他们自己的选择，发掘自己的潜力。

然而，从我们之前数篇文章的批判可以看出，市场是有严重缺陷的。虽然说市场是一种很好的资源配置工具，要优于计划经济或者其他形式的经济制度，然而本身并非完美：市场在无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总会失灵，譬如我们之前说的垄断问题、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都会减少人们的福利，进而限制人们的实质自由（减少了人们的选择）。然而结合题目所关心的自由问题，市场最严重的缺陷，仍然是它带来的不平等的问题：自由市场往往是不公的，会残酷地惩罚那些能力不高的人。这显然让我们想到了之前几篇文章中已被反复讨论过的机会平等的问题。通过对罗尔斯、德沃金等人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许多这些导致人们贫穷的因素，完全在人们的选择之外（如社会因素、个人因素），是强加给他们的。因为这些因素使他们受到市场的惩罚，是不公的（哈耶克等人否认市场不公的可能，因为市场的运作不是由任何个人意志决定的，某一特定的人受穷并非是任何人有预谋的结果。然而，鉴于市场对弱势群体的整体打击是可以预见的，那么推行自由市场的人就应当考虑到这种后果，若他们仍旧推行了自由市场，那么他们应当富有责任；我们也不能说市场不存在不公）。要真正的尊重、平等对待每一个人，我们要尽最大能力实现机会平等，消除掉那些不应由他们负责，但是在干扰他们选择和追求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超越形式上的自由，得到实质的自由。这种干预，其手段就是各种再分配方案和由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教育、卫生等）。它预设了对市场的干预以及对个人的限制。

承认市场是一个有效的资源配置工具，不一定是要赞同绝对的自由市场。相反，应该是市场和适当的政府干预相结合，由政府干预来消除市场失灵带来的负作用。

对于市场好坏的判断，我比较关心的是伦理方面的论证，就这一方面看来，自由市场主义者们做得并不成功。哈耶克自己就承认，很难找出什么特别合理动听的支持市场的伦理依据；诺齐克做了重大贡献，然而，选择从康德哲学出发，往往最后是推到罗尔斯、德沃金这样的平等自由主义哲学。而他们从机会平等原则出发的对诺齐克等经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批判，是致命的：自由市场不能保障机会平等；自由意志者们主张的形式上的个人自由（不受外界干预）是肤浅的、经不起推敲的。

更左的人，会质疑整个私有产权制度：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使生产资料(means of
production)被一小部分人掌握，而其他的不掌握生产资料，对这些人，则处于
依赖状态(dependence)，马克思主义者们会说他们是在被剥削。由于他们的福利要依赖于雇佣他们的人，他们和这些雇佣者不可能存在完全的平等：无论是尊严，还是他们对自己生活的选择。很可能，雇佣者们拥有更多的资源和优越性（我们在这里可以只比较收入水平一般的雇佣者和受雇者）。就和受雇者之间的关系而言，他们更可以安排受雇者去按照他们的想法工作。而受雇者的选择很有限：干，或者被解雇。这些左派认为，后者是不如前者自由的。这种立场的问题是，会引入绝对的平等主义，转而支持共产主义，因而彻底拒绝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工具。目前，无论是实践还是经济理论看来，这都是行不通的，现在它的唯一结果是使一个社会公民的绝对福利水平下降，进而减少所有人的自由。

我赞同私有权和自由市场，但作为凯恩斯主义者和经济左派，认为政府是规管市场的必要工具：防止市场失灵、减少市场带来的不公，进行社会再分配，发展福利事业，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化人的福利。

这些问题，我在前面文章已经说过两三次，这篇文章的许多内容和前面实际上是重复的，所以我就不再继续说了。如果看了前面的文章，从我的角度出发，各位针对自由市场，自然会得出和我类似的结论。

结论：把我向左推往经济左派

(未完)

重大经典公共问题moral reasoning (9)

Thu, 02 Nov 2006 06:37:47 GMT

2005.2.7

19) Governments should penalise businesses that mislead the public. (政府应该惩罚那些误导公众的企业)

选择：强烈赞同

政府最终考虑的应该是公民的福利，而非企业的福利。对于误导公众（通过虚假的广告、关于公司内外的信息之类）的，应当受到制裁，无论是否为公民直接造成经济损失（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市场是一个有效的资源配置工具，但纯粹的自由市场不是没有缺陷的。市场会出现失灵(market failure)，其中一条原因便是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当公众对企业产品或企业本身经营状况的了解比企业自身少得多的时候。这时候，企业便有动机对公众进行误导，如夸大自己产品的质量；虚报自己公司的财政状况，诸如此类，以公众的福利为代价为自己某利的自私行为。

这种行为一方面很可能会给被涉及到的公民带来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也会危及整个市场机制。当太多的公司在进行误导时，人们最后应该相信哪个公司呢？整个市场机制都会出现因为缺乏信任导致的危机。

政府因此为了防止市场失灵，进行适当干预的角色。为了建立一套安全可靠的市场体制，政府要建立一整套的游戏规则：有效的法制、法规，保护市场中各个玩家的权利，保证合同、交易在合法的情况下进行，并受到合理保护。

误导公众以某私利的公司，亦负有伦理责任。刻意这么做，显然是不道德的；如果是非刻意的，仍然存在不道德，因为公司有责任尽最大力去向公众提供真实的信息，如产品信息；公司状况之类的问题。相比个人，公司亦有更大的能力，拥有更多的资源，去掌握这些信息。所以，公司负有避免误导公众的伦理责任。

因此，原则上，对误导公众的企业，政府应该予以制裁。

结果：把我向左推往经济左派

20) A genuine free market requires restrictions on the ability of predator multinationals to create monopolies. (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应该限制掠夺性跨国企业制造垄断的能力)

选择；赞同

自由市场首先应该鼓励竞争；主流经济学认为垄断或寡头会遏制竞争，带来更高的价格，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但使消费者利益受损。因此，对各个行业的企业都加以限制，防止垄断地出现。

超越国内市场，进入国际市场，这个原则亦同样适用。尤其的，跨国企业可以通过倾销/掠夺性定价(predatory-pricing)来消灭竞争对手，阻碍企图进入市场的潜在企业，建立垄断，最终摧毁自由竞争。跨国企业的掠夺性扩张能力显然要高于国内一般企业，因为它拥有巨大的规模经济，并且可以利用它们触手所能及的整个世界市场来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野心。一个有相当市场力量的跨国企业可以利用技术和资本密集的A国来搞研发，然后在拥有低劳动成本的B生产产品，然后拿到C国去以低于成本的卖价倾销，消灭该国的规模不大的竞争企业，从而消灭竞争，达到垄断。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消灭一个中等国家的竞争对手难度不大，因为掠夺性定价的成本可以被其他国家的市场所覆盖。

因此，应该立法（可由各国政府独立进行，亦可合作进行）限制那些对于遏制自由竞争、制造垄断的掠夺性跨国企业的出现。

结果：把我向左推往经济左派

重大经典公共问题moral reasoning (8) 医疗服务

Thu, 02 Nov 2006 06:33:32 GMT

2005.2.5

18) Those with the ability to pay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higher standards of medical care. (有支付能力的人应该有权去购买那些更高标准的医疗服务)。

选项：强烈赞同

你大概会问，为什么不能让有能力支付费用的人去购买他们想要的，更好的医疗服务呢？因为有的人认为这违反了人人平等的原则：人和人是平等的，生命是同等可贵的，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和对待——这不应该受他们财富的影响。富人得到好的医疗服务，仅仅是因为他们有钱；而穷人得不到好的保障，仅仅是因为他们贫穷。看到这里，你似乎感觉人的生命和健康是以金钱来衡量的、来决定的。

大政治哲学家Michael Waltzer在他的名著《Spheres of Justice》里指出，我们应当划分不同的、独立的正义场域。什么意思呢？他认为就业、政治、金钱、医疗和教育属于不同的场域(sphere)，应该按照不同的正义标准来安排资源的分配。他认为，就业应该采用英才制：由最能干的人就职；政治上，奉行政治平等和民主制；金钱，奉行自由市场；教育，应该平等分配给所有人，而专业化的高等教育则需分给有能力的人；最后，关乎我们这个题目的——医疗，应该按需分配：有需要的人获得应得的医疗保障。Walzer认为，这些不同的场域应该是独立的，被严格区分开来。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金钱不能被用来购买教育、政治权力和医疗；同样政治权力也不能转化为金钱、就职和医疗。诸如此类。当然，Walzer的这种理论构想得不错，但是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在实践中场域不可能完全被割裂开来。不过，涉及本题的医疗问题，Walzer主张医疗的哲学应当是按需分配。这里按需分配的背后的依据(rationale)，是人人平等：人有权获得和所有旁人一样的尊重和关注，而这种关注不应该受一个人掌握的资源多少影响，譬如金钱、政治权力。

很遗憾，这种哲学是我不赞同的。我认为有钱人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是他们的权利。可以设想，一个辛勤劳动的人，获得了比一般人更高的收入。他将这些收入用来购买更好的医疗保障，难道不是他的权利？这种对他劳动的回报，难道是不正当的么？同样，医院难道不能为出价更高的人提供更好的服务么？并不是说医院、医生应该仅仅计较金钱，为富人工作，而是说，提供更好的服务往往需要更多的资金成本，有富人愿意承担这些成本，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当富人期望在病房里添置一台电视，并且愿意承担费用，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又要回到诺齐克。他从康德传统出发，相信人人平等，天生便应得到同等的尊重和关怀，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然而，要尊重一个人，就必须尊重他的选择，尊重他选择的权利，允许他按照自己的追求生活。市场上出现了买方和卖方，我们假设一方是病人，一方是医生，病人愿意出更高的价钱，而医生愿意提供更好的服务，一方给予金钱、另一方面提供服务，二者交易，两厢情愿，同他人何关？社会、国家为何要干涉这两方的选择？诺齐克说，这样的交易，是所谓的”capitalist act between consenting adults”——成人之间自愿的资本交易行为，乃是他们自由的权利。要尊重一个人，我们就不得不尊重两方的这种私人交易。

把问题拓展一下，我们发现，生活中许多的交易都是和健康有关的，换言之，都多多少少和生命的维持有关。譬如健康饮食、运动设施、公共设施、健康补品、资讯（如上网查看健康信息）、更健康的生活区（如无污染的乡村、海边），诸如此类。其他条件相等之下，拥有这些资源的人恐怕要比不拥有这些资源的人活得更长。如果要限制富人购买更好的医疗服务，那么是不是也应该限制他们取得这些资源呢？我们在那里划上分界线呢？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应该允许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质量。这是尊重人的选择，让人为自己负责。一个无所事事，终日酗酒的人，在从事这些行为的时候，便因为自己负责。而一个通过辛勤的努力，创造了财富，改变了自己生活状况的人，也应该有权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

我们也可以把罗尔斯、德沃金等人考虑的机会平等算进来。有的人天生智商高，因此赚了很多财富；有的人继承了大量遗产；有的人天生智障，因而贫穷；还有的人天生残疾，甚至有先天疾病，需要大量的生活医疗费用；若果要考虑人的平等，那么我们应该消除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对个人财富的影响，那么个人就无法通过他们不应得(do not deserve)的财富来购买昂贵的医疗服务了。这时，我们可以引用或者德沃金的保险制度——放到现实语境，则是再分配制度：对富人缴遗产税；对先天残疾或有疾病的人给予特别的补助；此外，引用罗尔斯的差异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确保富人致富必须建立在对穷人绝对福利的提高之上——这样，当富人有能力支付更好的医疗服务时，穷人也有能力支付更好的医疗服务：因为富人创造的财富，通过罗尔斯的差异原则，被分配给了穷人，提高了后者的绝对经济水平。把这些措施纳入我们的制度，便使人们有权购买更高标准的医疗服务这个命题，在伦理上变得更有说服力。

总体而言，我是强烈赞同命题中的主张的。

结果：把我向右推往经济右派

重大经典公共问题moral reasoning (7) 税收再分配

Thu, 02 Nov 2006 06:31:12 GMT

2005.2.2

17) The rich are too highly taxed.(富人被克的税太重了)

选项：强烈反对

为什么说富人被克的税太多呢？这个问题要放到发达国家的语境来看。发达国家一般采用累进税制度(progressive taxation)：随着你收入的增加，你交纳的税也会增加。累进税制会是怎么样的呢？举个最简单化的例子。如我们把定年收入10万元定为一级。年收入10万元以下的人要缴纳10%的所得税；年收入超过10万元的人，超过的那部分要克20%的税。因此，一个收入正好10万元的人，一年要交1万元的税；一个收入15万元的人，要交10*10%+5*20% = 2万元。所谓累进税制，就是收入越高，缴的税随着级别的提高而增高。这和简单的比例税制(proportional taxation)就不一样了：比例税制会给所有收入的人订立一个同样的税率。

累进税制自然迫使富人交纳更多的税，在国家的税收收入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比例上）。

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税制呢？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社会再分配的手段。少部分人积聚了大量社会财富，造成了社会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会被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如富人可以让后代受更好的教育，那么从整体上看，富人的后代可以比穷人的后代发展得更好（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失败的败家子了）；他们还可以把遗产遗留给后代，财富不断积聚。通过累进税制，我们可以减少这种不平等。关键的是，提取的税收可以用来支持社会福利，譬如办公立学校、医院和其他公共设施，更可以为失业者提供补助，诸如此类，等等等等。显而易见，这回到了我们之前说的机会平等问题——我们尽可能帮助所有人在一样的起跑线上出发，参与社会竞争。

另外，不平等亦被看做是一种不好的社会现象：经济学上，可看成是一种社会恶物(social bad)。它能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怨恨。造成社会不稳定。为了减少这种不满，我们对富人缴更多的税，分配给穷人。

然而，经济右派、自由市场主义者们(libertarian)反对这种收入再分配。在政治哲学上，代表人物是诺齐克，他试图从伦理上说明为什么缴税是不正当的。

诺齐克和自由主义者一样，从康德出发，说明人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应获得同等的尊严，被同等地尊重(equal respect and equal concern)；每个人都应被当作目的，而非手段(ends in themselves)。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的福利不能被牺牲掉，去满足其他人的福利，或者一个其他的什么更高的善。诺齐克说如果你对富人缴更高的税，那么是把他们当作为穷人提供资源的工具(instruments of resources)；他们成了达成穷人福利的手段，如此，人就不再平等了。诺齐克更认为人们是应该拥有自己、主宰自己的：他们拥有自己的身体、身体创造出的力量、劳动、天赋以及劳动和天赋的产品：：这是一种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诺齐克认为，我应当拥有我劳动产品的所有权(property rights)，因为它们是我的汗水所得，如果肯定了我的自我所有权，就必须要肯定我对我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它是我应得的(entitled)，国家对我纳税，是在剥夺我的这种合法权利：而如果你要尊重一个人，就必须尊重人的这种不可侵犯(inviolable)的权利。诺齐克更指出，缴以再分配形式为目的的税，等于是在剥夺纳税人的自我所有权。为什么呢？假设我要交20%的所得税，那么我工作的时间中有20%是为别人而非为我自己工作的。诺齐克认为这是把人当作奴隶。

最后，康德说我们要尊重人，尊重人的自决和自由。再分配不可避免的侵犯这种自由：在一个自由市场上，有的人凭借自己的天赋和才能，成功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一个成功的歌手，观众会买票看她的演出，她自然会积累财富，观众把财富付给这位歌星是他们的自愿，而再分配会否定公民们在市场上转让财富的自由（见诺齐克的张伯伦的例子）。这便是对个人应当拥有的对自己拥有产权的物品的自用转让权。

以上，是诺齐克的赋予权利理论(the entitlement theory)，不过我讲得比较浅显和有点乱。

可见，诺齐克是拒绝再分配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主张再分配，主张累进税呢？

首先就是回到我们之前说过的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原则，谈机会平等的问题。个人出生在一个有社会优势的家庭、阶层、民族；有天生的天赋（如智商）、这些都成为他将来积聚财富的资源。对于个人来，它们都是武断的，是基因博采genetic lottery)的结果。对于生在一个社会上层家庭，还是一个在农村的穷困农民家庭，你没有选择的能力，只能靠运气。自由主义关心的是个人的选择(choice)，要尽一切力量去帮助个人实现自己的选择和追求。而生在一个穷困农民家庭，往往因为资源的贫瘠，使你无法追求自己的选择。你的选择因为你无法克服的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social and natural circumstances)而受到限制，这是不合理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也没有机会平等可言：因为生在不同家庭的人、有不同自然天赋的人，有不一样的发展机会，在不同的起跑线上。

如何帮助个人实现自己的追求？如何让人们真正能够克服社会和自然因素去做出选择？就是要实现机会平等。实现机会平等的手段，就是社会再分配。

针对罗尔斯，诺齐克专门指出人应该拥有自己的天赋、才能以及自己天赋、才能产物。但他的批评恐怕并不成功。罗尔斯首先承认自我所有权，也并不是说人们不拥有自己的天赋所有权。而是说人们对自己的天赋——这个全凭运气所得的产物——并不能作出伦理主张。你凭运气拥有你的天赋，但你不配(do not deserve)获得你通过天赋得出的劳动产物，这就像对天生智商低下的人来说，他们工作能力不高，是不公的命运的结果一样。罗尔斯认为，有才能的人可以获得自己的劳动产品：条件只是他们要分出一点成果，帮助社会上最弱的一群人改善他们的绝对处境。

此外，更要明确区分，自我所有权（含自己的天赋和劳动）并不延伸到我对我天赋和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当然，罗尔斯的理论也并不正确：有的天能是靠人们的后天努力所得的。如同诺齐克批评中指出的一样，在罗尔斯眼里，所有的个人都成了无能为力，听天由命，依靠命运为自己分配的天赋的、不能作出选择改变自己能力的消极人，这是违反自由主义对人的假说的。这个问题，由德沃金作了修正，同时不妨碍我们对诺齐克的批判）。

诺齐克将再分配制下的缴税人看成是某种程度上的奴隶，亦是不正确的，H. Hart
就指出，这更似一种哗众取宠的夸张，这些缴税人完全有自由选择工作或不工作，
仍然有自由意志；而奴隶为人工作是根本没有选择的：是一种强迫。

诺齐克引用康德的话语和措辞，大谈对人的尊重：要尊重人的选择，让人们活自己的生活，把他们当做目的而非手段。然而这个自由论是有问题的：它混淆了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形式自由就是一个人不受外来干涉的表面自由；实质自由是一个人在掌握一定资源的情况下追求自己希望追求的，实现自己的选择。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穷人，四处漂泊，我们说他可能有相当的形式自由，行动不受人干涉；。但是由于他缺乏任何资源，不能按照他真正的期望去生活，因此他是不自由的。譬如他可能希望读书受教育、做小买卖，诸如此类。

当代自由主义认为，如果我们要真正尊重一个人，就必须真正去尊重他的选择。而选择，往往要求资源；因此我们要为他提供最起码的资源，去帮助他实现他的选择、他心目中的善(conception of the good)，这样，他才是自由的。许多穷人，并无这种自由，而通过再分配，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点。从另一个角度说，诺齐克人为少数富人的自由丧失了，但通过再分配，我们使穷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诺齐克只在主张形式自由，忽略了实质自由，而康德传统的自由主义几乎必然引向实质自由，诺齐克的主张是靠不住的。

以上对再分配和累进制税制的探讨，是纯粹伦理的，不涉及任何结果主义论证，如经济效率之类的问题。还有一些伦理论证，我并未考虑，如彼德·辛格的功利主义理论：如果富人的牺牲，相比穷人的所得而言，微不足道(no comparable moral significance)，那么他们应该做牺牲。我为什么不采用这个论证的原因是因为它只能证明富人应当(ought)适当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穷人，但不能说明富人必须(must)将财富转移给穷人，或者说穷人对富人的财富拥有一个权利(right)，一个主张(claim)。

我个人认为通过累进税制进行的收入再分配，能减少不平等，缓解社会不公、缓解社会矛盾，帮助尽可能实现机会平等，把穷人带到一个更高的起跑线，给予他们更多的竞争机会，因而是合理的。目前，在发达国家，累进税制作为一种社会再分配手段亦已成为共识。

结果：把我向左推往经济左派

重大经典公共问题moral reasoning (6) 贸易保护主义

Thu, 02 Nov 2006 06:24:35 GMT

2005.1.30

15) Protectionism is sometimes necessary in trade. （在贸易中，有时确实需要使用保护主义政策）

选项：赞同

西方经济学所提供的最经典的一个论点，一直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便是自由贸易有利于国家的福利。自由贸易之下，消费者可以用最低的价格买到他们希望消费的商品，而保护政策往往使政府和国内生产者受益：一些生产成本很高，效率低下，原本会被自由竞争淘汰掉的产业依靠限制进口竞争被保护着，消费者便不得不承担这些保护政策的成本：对同样的产品要付出比国际价格更高的价格。主流经济学认为，无论是关税、进口限额、政府补助还是旁的限制进口办法，都会使消费者受害，并且使一个国家维持一些效益低下的产业。自由贸易则会解决这些问题；消费者可以以最低的价格购买到最好的产品，同时各国各自生产它们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产业。

保护主义则认为限制进口是一个好政策。大多数的保护主义的依据是政治性的：如保护主义可以保护国内的产业不受外来竞争的冲击，这样在这些产业工作的工人就不会失业。这里支持保护主义的人不关心经济效率，但关心这些工人的短期就业、福利。一般而言，任何人都不希望自己丢掉自己的工作。举个例子，作为一个在生产电视机的德国工人，你可能不希望电视机市场被开放，这样由劳动成本更低的中国工人生产的价格更低的电视机就会抢占市场，而你就会丢掉饭碗。所以你会抵制电视机的自由贸易，而政治家会看到你的这个政策取向，然后把保护主义政策包装出售，让你投他一票。因此，许多政治家喜爱保护主义，尤其是重视劳工就业的左翼政治家。

此外，保护主义也可以是战略性的，一个国家可以保护一些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如与军工有关的技术产业；也可以保护一些涉及战略物资的产业，如农业，保证自己在这些产业上面自给自足，而不沦落至纯粹依赖进口。这个主张也有经济学的意义：一个国家可以制订一定的工业政策，保护并推进一些它期望发展的产业，尤其是当这些产业仍然处于婴儿、幼稚阶段(infant industry)。一个国家可能拥有一些它拥有潜在优势的、有规模经济的产业。但这些产业一开始是低效率的、不成熟的，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通过保护主义政策进行保护，防止它在狗咬狗的自由竞争中夭折。这个论点十分动人，实际上也被广泛施用。但是在实践上的一个问题是被保护起来的幼稚产业许多往往永远无法成长起来，永远无法成为能在国际市场上自由竞争的产业。但是这个实践上的问题仍然不能说明在一切情况下对幼稚产业的保护都是不应该的。

此外，一个采用了保护主义政策的国家，若发现自由贸易是好的，是不是应该立即开放它的市场？未必。一旦开放它的市场，这些产业就会被廉价的进口产品冲击，进而被淘汰掉，然后有大批失业。这个过程，对工人而言，是痛苦的。如果新的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未形成，这些工人就会失业很长时间。而新的产业的建立又需要时间，更需要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劳动市场，乃至诸如住宅市场这样的周边资源。适当的保护主义政策可以简短这个痛苦的失业过程：先帮助完善这些经济转型所需要的市场，然后再进行开放的自由贸易（这些问题，属于改革和转型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探讨的问题,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and Transition）。

我认为有时候保护主义政策是有益的，但我同意开放的自由贸易是最终的目标。这个命题我选择赞同。

结果：把我向左推往经济左派

16) The only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a company should be to deliver a profit to its shareholders.(一个公司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为它的股东创造利润)

选择：强烈反对

这个命题，只有不多的强硬经济右派才会赞同。

为股东创造利润，就不是社会责任了，或者说是极其不充分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应是更广泛的责任，它应超越一个公司的股东，而包括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甚至超越一个国家，包括整个人类社会。

可以想见，一个仅仅把对股东创造利润当作自己责任的公司，会在诸如环境保护这样的问题上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当某一个决策会增加环境污染，但是减少公司的生产成本时，这个公司为了给股东创造更大的利润，就会选择这个决策。这样的决策和更广泛的社会责任是完全对立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就不需要多说了，因为大多人都会看得很清楚。

结果：把我向左推往经济左派

重大经典公共问题moral reasoning (5)

Thu, 02 Nov 2006 06:20:41 GMT

2005.1.30

12) It's a sad reflection on our society that something as basic as drinking water is now a bottled, branded consumer product. (当今的社会，连饮用水也被打上品牌，装进罐子里作为商品出售。这让人感到悲哀)

选项: 强烈反对

说这句话的人在对当今社会的“过度商品化”感到悲哀，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攻击。

但是，我们知道，饮用水被制成商品出售，其过程是有劳动，创造了增加值的。今天销售的饮用水，一为蒸馏水，二为矿泉水。这两种水的制造过程都凝聚了劳动，创造了增加值，使它们有别于普通的水。蒸馏水更为纯净，有卫生上的保证；矿泉水富有矿物营养，并由专人投资，开采提取。消费者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而购买这种特别的饮用水。

一个产品的商品化需要供给方，也同样需要需求方，并非说生产者随意地就能把一种自然物质包装出售，进行商品化。假若确有心甘情愿购买这种被商品化的饮用水的顾客，我们为何要干预这一市场的存在呢？

实际上，自来水亦非免费。哪家不需要交水费呢？你可以选择不使用自来水，自己靠接雨水生存——但这恐怕需要更多的劳力和成本。因此我们依赖专门的人和机构为我们净化水。而净化水必然需要成本，而这个成本就为社会上的用水者所承担。市面上的商品化的饮用水和一般的自来水并无性质的不同。唯一的不同是市面上的饮用水多被品牌化。然而众所周知，品牌是为了区别不同厂家产品的性质、质量、特点。自来水未被品牌化是因为自来水厂多为自然垄断者。如果有十家自来水厂跟你竞争，接他们的水管，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打出品牌。

结果：把我向右推往经济右派

13) Land shouldn't be a commodity to be bought and sold. (土地不应被当作商品来出售并买卖)

选项：反对

这个题目考察的是你对资本主义社会土地私有制的看法。我赞成土地私有制，因为私人往往比公众能更好地经营他自己的土地：产权明晰，权利得到保障了，他便也期望从自己的这块土地上受益，有了更多的激励因素，便也会加倍努力。这个问题更暗示了所有和土地有关的东西：如农业集体化往往归于失败，而家庭生产制往往能够成功，均和土地是否私有有关。

然后，题目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究竟把土地完全变为商品，完全为个人所有，由个人垄断对它的权利主张，还是仅仅指它在一定期限内的使用权？在我国土地为国有，交易的是土地使用权，但在实践上这和土地商品化并无区别：在相当长一定时期内土地所有者便是实际上的产权所有者，拥有绝大多数相关的权益，和土地私有制的效果几乎是一样的。在经济哲学上反对土地商品化、土地买卖的人，也应会反对这种使用权的交易。

回到为什么土地（至少是使用权）应被当做商品交易的问题。我们可以看看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对私有权的论证，选择几条和土地有关的内容：

1 私有权往往能够增加社会产出，因为资源都被集中到那些能最有效率地使用它们的人们手中。土地拥有者会尽力最大化土地的产出。他们要么是自己经营，要么是把土地出租。若完全没有能力，则可以把土地出售给那些愿意出高价收购，自信能通过创造更高收益的买家。

2 私有权能鼓励创造性与革新，就土地来说，因为各自为政了，你有了一个想法后，就不需要说服同时拥有这块的所有其他人（因为他们不存在），只要你自己做了决定，便可以作为所有人付诸实现。

3 私有权保证了人们是自负盈亏的，所以他们就会更好的计算收入和产出，最大化收益。这能帮助培养人们对危机(risk)的经营能力。

如果有人认为土地私有必将是一种“圈地运动“，使一部分人丧失土地而依赖他人，诺齐克认为这也是合理的：有了一批能够很好经营土地的人，整个社会都将受益。不拥有土地的人也可以使用那个土地上制造出来的资源（如购买那块土地上工厂生产的产品；到一个收费的游乐场去；诸如此类）；不拥有土地的人亦可以收雇，为土地工作。诺齐克认为土地有效的经营将使整个社会收益。一部分人虽然不拥有土地，但也会受益于土地私有制所创造的福利，使他们比原来过得更好。这就使土地私有制成为一种合理的制度。他的这个想法，类似哈耶克的”trickle-down”理论。

土地私有，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个经济学的信仰。对土地私有有许多批判，既有经济学的，亦有伦理的——特别是在伦理上的。这些问题总是难以解决，但是人们仍然会作出选择，而我选择了支持土地私有。

结果：把我向右推往经济右派

14) It is regrettable that many personal fortunes are made by people who simply manipulate money and contribute nothing to their society.(社会上一些人只是靠运作金钱而创造了个人财富，然而他们并未为社会创造任何财富，这令人遗憾)

选项：反对

所谓运作金钱的人，狭义地说可以说是那些在金融市场上做投资的人、放贷者和一切不从事实际生产但只和钱本身打道的人；广义上可以包含到商人：不从事实际生产，靠低买高卖赚取利润。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些运作金钱的人又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他们是社会运转的枢纽和润滑剂。当一个公司需要集资时，它可以发行债券或者发售股票。购买者则是为了赚取比银行利息更高的收益而购买这些债券或者股票。这一过程中，购买人并未直接从事社会生产，但是间接地以金融资助的方式资助了社会生产。当股票升值后，他们可以将它们出售，获取利润，表面上看，他们只是通过运作金钱而赚取了财富，而实际上他们和社会生产是分不开的，只不过是他们对社会生产的贡献方式是间接的。

这也包括那些放贷的人和机构。银行有什么功能呢？借钱给企业。企业靠这些借来的资本发家，而银行在过程中收取利息。银行纯粹靠运转金钱来赚取财富，但是是为社会创造了财富的。个人放贷的功能，和银行是一样的。

经济学上，我们说金钱也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就是钱的机会成本：把这些钱投资出去，你会得到多少收益。当你把钱借出去后，你就不能自己投资、盈利了。也许你能靠这些钱搞一个商店，每年赚取10%的利润。这个利润就是你手中掌握金钱的成本——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所以，借钱人、投资人，应该得到这些成本的回报。

社会对那些成天在家炒作金钱，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有种偏见——认为他们未为社会创造财富，但这个想法忽略了他们为有效的资源配置这个市场中提供的的重要作用。此外，什么样的行为是纯粹的炒作金钱而不间接的为社会创造任何财富，是很难鉴定出来的。绝大多数金钱的运作都是为社会间接创造财富了的。社会序言这种金钱运作，社会需要金融市场。

有些人和机构，通过短期的炒买炒卖，会给社会带来经济损失（如那些制造亚洲金融危机的国外基金们），他们则应被区别考虑。然而，运作金钱这个事实本身不能帮助我们判断它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关心的应该是金钱是被如何运作的。

结果：把我向右推往经济右派

重大经典公共问题moral reasoning (4)

Thu, 02 Nov 2006 06:16:11 GMT

2005.1.14

11)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 is a fundamentally good idea （从按能力分配，到按需分配，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选择：强烈反对

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的一个理想，据称是进步性的，为什么说不好呢？

先说说按能力分配。

自罗尔斯(Rawls)和德沃金(Dworkin)以来，按能力分配在当代自由主义中就存在争议。为什么呢？因为它和主流社会左右两翼目前都信奉的机会平等原不能真正吻合。什么是机会平等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成员在事业上和社会生活上应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有的人天生家庭富裕，条件好，能上好学校；有的人天生贫穷，上不起学。受到上一代人社会积累的影响，这两个群体的如何能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呢？他们在社会上竞争的机会平等么？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那些劣势群体而言，天生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的不利妨碍了他们的发展。也许他们很有天资，只是他们的父母没有能力给他们提供充分的资源，帮助他们学习。对于这样的人来说，社会并不公平，机会并不平等。

机会平等原则认为，那些不受我们控制的因素，如种族、阶级、性别，都不应该影响我们事业的发展。一个少数民族的贫困家庭的女性和一个多数民族的富裕家庭的男性，应当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这样，国家就为个人提供各种补助，如公立学校、医院和其他社会设施，然后制定一系列的社会、法律政策，如各种类型的积极歧视政策(positive discrimination) 。中国大陆政府在教育中优待少数民族，在考试中为他们加分，便是一种积极歧视，此种政策类似美国的affirmative action。这种政策，是为了把少数民族的人带到更高的一个社会阶层。

罗尔斯和他后来的德沃金认为，这种机会平等政策是不足够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天生技能很大程度是遗传而来：譬如智商和其他天资(natural talents)。这些遗传因素不由人的意志而决定：你生下来时，你的天资是强加给你的，然后你要带着它们活一辈子。罗尔斯认为天资分配完全是武断的；对每个即将出生的个体来说，是一种基因博彩(genetic lottery)：你可能生而聪明，也可能生而愚蠢，而这将影响你将来的前途和发展。对于那些愚蠢的人而言，他们是生来不幸。

罗尔斯认为，如果我们为了达到机会平等，应该排除阶级、性别、民族、种族等诸如此类不由人的意志和选择决定的因素，那么也应该排除掉天资。并不是说人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天资获取更多的资源，而是说对你自己而言，你的天资是武断分配的，得来全凭你的运气，因此对它你不能进行伦理主张：如同你不能对你的阶级、种族、性别等等有伦理主张一样。因此，你通过天资获得的资源不是你应得的(deserve)，而是你的运气。

罗尔斯认为我们要尊重并关怀每个人，寻找一个真正的牢固的机会平等政策，就应该去消除那些由于个人能力和意志掌握之外的因素所产生的“不应得的不平等”(underserved inequalities)，这里指的就是天资。这个，就是罗尔斯提出的著名正义原则中的“差异原则”(the Difference Principle)：只有在社会不平等能够帮助最贫穷、最处于不利的一群社会成员改善福利时，才是合法的。换言之，假设我们的社会有两个人A和B

假设一开始A和B各自有十元，处于平等状态：

A     10元
B     10元

这时候，如果A通过自己的天资和其他优势赚取了更多的资源：

A     15元
B     10元

罗尔斯会说这是不公平的，因为A不配获得这额外的5元：那相当程度是由他的天资所带来的。而B可能因为天生愚蠢而受穷。罗尔斯认为，只有这样的情况才是合理的：

A:   14元
B    11元

A和B仍然不平等；但是B的绝对福利比原来要改善了。既然B能受益，那么为何要拒绝不平等呢？

罗尔斯认为，A在伦理上并不配获得那额外的4元。在伦理上，A等于得到了一个承诺和一个激励因素，让他好好工作，提高大家的福利。他工作除了为提高自己的福利，也是为了提高B的福利。

这说明原来的按能力分配的哲学在伦理上是不完善的，需要改进：因为按能力分配也不是公平的，因此才有了罗尔斯的差异原则．我们确实应该认同，至少在伦理上，罗尔斯和德沃金（他的方案涉及一个虚拟的保险市场，比罗尔斯的更复杂，这里暂时不介绍）的方案更有说服力．

那么按需分配如何呢？这个分配方案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所谓的按需分配就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获得所得．

我们说平等有好几种形式：
1)     形式上(formal)的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     机会平等(opportunity of equality));
3)     收入/结果平等(equality of income/outcome)
4)     对需要的满足的平等(equality of satisfaction)。

罗尔斯等人是在对(2)进行修改完善；诺齐克(Nozick)等经济右派、经济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主张(1)；罗尔斯在诺齐克左边，而罗尔斯再进一步往左，就达到(3)的结果平等。而(4)不能满足仅仅有(3)，显然是最激进的一种平等。

我们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有的人天生的趣味和需要就非常昂贵，譬如他喜好天文，需要一个极其昂贵的天文望远境。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共产社会的话，那么许多人就要为了满足他的这个喜好为他生产。有的人爱好单调，对物质生活亦不感兴趣，那么要满足他的需要只需要很少的资源。

我们认为个人应当为他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如果你选择了昂贵的天文望远镜，那么你应该自己付出劳动去赚取资源，最后买回这个望远镜，而非依赖他人的资助和补偿。按需分配显然拒绝这一哲学：它要求社会无条件地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要，进而也要求人们为了满足一小群人的昂贵需求而劳动

诺齐克说我们要尊重每个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有自己的价值，自己的追求，应该受到应有的关注和尊重。让每个人去生产，让每个人得到自己的劳动所得，不应该让人们成为旁人的工具。当我在一个按需分配的社会中希望获得一个昂贵的望远镜时，便要求旁的人为我工作。这些人实际上成了满足我资源的工具(instruments of resources)，成了满足我目的的工具(means to my ends)，以诺齐克的话说，这和奴隶制有类似之处：我成了他们身体的部分拥有者，占据着他们的劳动和时间。从伦理上看，按需分配不可能是对人的平等的真正尊重。它势必把一部分人变成另一部分人的工具。

作为一个经济分配机制，它是行不通的。任何自私的人都期望为自己获得更多的资源，特别是当周边的人都是自私的时候。在一个按需分配的社会，理性的人们自然会期望自己的劳动产品更多的成为自己的所得，因而会扩大自己的需要、自己的胃口。在共产社会中，若有几个人是胃口十分之大的，喜欢偷懒而不劳而获的人(free-rider)，便会影响全体。最后使整个经济瘫痪。只有当一个机制能够有效地保证一个人能够合理的得到他劳动付出后的应得之物（排除掉罗尔斯所说的武断因素）时，才能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大家都为了自己的福利工作。
此外，按需分配是最含糊的一套分配方案：它不假定一个社会资源总量的上限。如果所有人的趣味都很昂贵，需求都很大，那么应该如何满足呢？所以共产主义者说我们需要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到底有多极大，无人得知。美国现在很富裕，能搞出按需分配么？根本不可能。何况，社会的发展还需要储蓄和投资，不能将所有产出都分配掉。这些都是按需分配的方案说不清楚的。

这个道理解释了为什么(3) 是行不通的，而(4)则是更行不通，甚至十分荒谬。如果说按需分配只涉及到最基本的生活必须品的分配，那么在现代社会中，满足了(2)就足以满足这一点，甚至不需要采用(3)。

因此，从伦理上和经济可行性上看，按需分配都应该被拒绝。

结果：把我向右推往经济右派

重大经典公共问题moral reasoning (3)

Thu, 02 Nov 2006 06:12:21 GMT

2005.1.12

8) People are ultimately divided more by class than by nationality.（区分/分割人们更多的是阶级，而非民族）

选项：赞同

这道题目水平不高，因为它的歧义太大，不利于人的理解。在对题义没有准确理解之下做的判断，被出题者当成是答题人的政治、社会取向，是错误的。

这个题目有两个解释：其一、人们在观念上是更多地被分割成阶级（或者民族）的；其二、人们在事实上、实质上，是更多地被分割成阶级（或者民族）的。

你根本不知道出题人要问什么：他们是问你人们的观念，还是观念背后事实？换言之，人们可以误以为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民族，以民族主义挂帅，但是看不到跟深刻的经济关系，如自己是一名“被资产阶级剥削的无产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而言，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蒙蔽、没有应有的阶级意识、不了解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状况、觉悟低下的无产阶级。

所以说，观念和事实是有差异的。

当你回答阶级更重要，你可能在说观念，也可能在说事实；当你回答民族更重要，也可能在说观念，也可能在说事实。出题人是要判断你左还是右，所以他们只能根据你的选择来决定：选择阶级的人是左派；选择民族的人是右派。然而出题人无法判断的是，有的人选择民族是为了描述一个观念现状：整个二十世纪里民族主义都是最重要的一支大旗之一；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各种意识形态的终结，使民族主义重新崛起，成为世界政治话语中的主题。今天的人们不再关心阶级，而更多的关心民族。这恐怕是一个观念现状。然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来说这无关紧要：因为它掩盖了隐藏在背后的世界资产阶级对世界无产阶级的剥削。

所以我说这个题目是个烂题目。

当然我仍然会选择阶级，因为我在谈论事实，而非观念。民族观念和民政主义的发迹并没有多少年历史，在人类的文明长河中这点年头微不足道。此外，从民族主义的源起和发展来看，它有明显的偶发型(historically contingent)，并且可能是短暂而非恒久的(transient)。而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阶级性则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前进而存在，在本质上将人类区分成不同的群体：他们有不一样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以及观念、价值、生活方式，并且跨越不同的社会而普遍存在。

结果：把我推向经济左派

9) Controlling infl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controlling unemployment.(控制通货膨胀比控制失业要更重要)

选项: 赞同

这道题目我认为也出得不好。为什么呢？因为缺乏经济学知识的人根本不知道为什么通货膨胀要和失业放在一起比较。答案很简单，即是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大常识，就是一国经济中通货膨胀和失业是成反比的：通货膨胀越高，失业越低，通货膨胀越低，失业越高。学过初级经济学，接触过菲利浦斯曲线的读者们应该都知道两者之间的这种微妙的trade-off关系。然而，弗里德曼和菲尔谱斯在60年代就指出这种对应关系的可疑。结果在70年代，欧美真的出现了高通涨、高失业同时出现的滞涨情况(stagflation)。现在的经济学一般会说，互为trade-off的不是通货膨胀和失业，而是预期以外的通货膨胀(unexpected inflation)和周期性失业(cyclical unemployment)。这些涉及较多的经济学知识，一般读者恐怕没有兴趣。但是可以记住的是，通货膨胀和失业仍然被大体认为是一对trade-off，是所有宏观经济决策者都要面对的。换言之，你的政策要降低一个社会的通货膨胀，就可能带来失业；你的政策要满足就业，可能就会带来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成本是什么呢？向来很难计算，不但其社会成本难以计算，连其经济成本亦难以量化。但是一个直觉就是，当出现通涨时，你手中的钞票就会迅速的贬值。这个结果就是货币不再成为一个有效的衡量对比价格、交易、储存价值的手段和工具；人们对货币也就失去了信心。因此高通涨时人们会回到物物交易。货币若丧失这种功能，对市场的效率及运气的伤害是致命性的。没有任何一个经济能够在长期的高通货膨胀下得到持久稳定的发展。

相比之下，失业的成本就明显得多：一批人没有工作收入了。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目标。现在许多国家将央行和政府分离开来，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政府出于政治目的，推行减少失业的政策，然而带来高通涨，使社会承担长期的经济代价。而独立的央行能够确保不受政府干扰，专心致志地完成控制通涨的目标。

出这道题目的人自然认为，选择通货膨胀的人认同右翼的货币主义及主流经济学倡导的政策，选择失业的人代表劳工、工会利益，支持左翼的经济政策。

我本人的选择自然是通货膨胀。

结果：把我向右推往经济右派

10) Because corporations cannot be trusted to voluntarily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they require regulation. (我们不能信任企业们：他们不会主动地去保护环境。因此应该存在相关的政府规管，防止污染)

选项：强烈支持

企业的目的为最大化盈利，视野带有强烈的短期性和局限性。这个逻辑促使它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牺牲公众利益。有的企业有可能存在较好的社会责任感、道德感、义务感，或者说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因而会主动地保护环境，或者说减少污染；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所有的企业都会这样做。减少污染、保护成本需要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和负担，不利于它盈利；而企业不去避免污染、不保护环境，可以减少它的生产成本，有利于盈利，而损害的只是公众利益，危害的只是公众环境，成本和代价会分摊到所有人身上，而企业自己并不需要承担它们。因此，我们会产生所谓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这也就是经济学中说的外部性(externality)的问题。它是市场失败(market failure)的主要原因之一。解决这种问题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政府监督、规管。

结果：把我向左推往经济左派

重大经典公共问题moral reasoning (2)

Thu, 02 Nov 2006 06:05:15 GMT

2005.1.12

5) The enemy of my enemy is my friend （我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选项：强烈反对

本题很典型，用来测试威权主义人格。和威权人格、心理所联系的一个特征是反自省性(anti-intraception)，即缺乏采用批判思维对事物的本来价值进行独立判断的能力。因此我判断一个人（或团体）的依据之一，，并非是根据他们的道德原则和行为是否符合我的标准和理想，而是判断他们是否是我敌人的敌人。换言之，本来是和我根本对立的人，甚至为我所憎恶的人，现在只因为和我的敌人对立而成为我的朋友，为我认同，这代表我对这个新“朋友”的独立价值是漠不关心的。这里也反映一种犬儒主义，更反映一种对旁人的利用心理。威权人格的特点之一便是将周边的人物视为达成自己目标的手段，对他人用操纵利用的心理(“manipulative”，也是马基亚维利人格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可能是威权人格和马氏人格仅有的交叉点))。这些性格特征的发现可以追溯50年代伯克利研究者发现的《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我个人认为我敌人的敌人并非自动成为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必须是我能够在道德伦理和世界观上能够肯定、认可，甚至志同道合的人，或者通过其他条件和方式建立成友谊的人。一个人是否是我敌人的敌人，并非成为我朋友的必要条件，也非成为我朋友的充分条件。

结果：把我向下推向社会自由意志主义

6) Military action that defies international law is sometimes justified. (蔑视国际法律的军事行动有时也可以被证明是正当的)

选项；赞同

我表示赞同是因为我对目前的一些通行的国际法及观念并不完全同意，譬如我赞同在危机情况下之人道主义干涉，而虽然联合国已基本认同必时刻之人道主义干涉，现行国际法、制度及观念并不赞同这种干涉，而仍将民族主权的神圣和互不内政视为神圣。以人本主义和世主义角度看，此种观念是落后的。国家邦界这个主观的概念，不应该是道德之最高的止境。当出现严重的人道危机时，应采取军事行动加以制止。而现行的国际法律制度框架并不利于这这种军事行动：科索沃的例子便十分典型。因此国际法及制度应更系统地包容这些军事行动。若对出于人道主义援助进行的军事行为有更完善明确的规定和规范，那么我认为便不应再违反国际法。

当然也有其他的办法来证明这种蔑视国际法律的军事行动有时也是必要、正当的：如政治哲学家Michael Waltzer在其名著《Just and Unjust Wars》(1977)中提到，国家在受到战争之威胁之下可以采用武力，特别是如果不采取这种行为之时人们国家的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会受到严重的威胁时。在此种情况下，我们
可以说发动战争的人是被迫出战——他们是敌人侵略的受害者。”[S]tates may
use military force in the face of threats of war, whenever the failure to
do so would seriously risk their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it can fairly be said that they
have been forced to fight and that they are the victims of aggression.”
(Walzer, 1977:85)。换言之，Waltzer赞同先发攻击。而先发攻击必然违反国际法的。也许在某的特定情况之下，当国民受到巨大的、真实的（假设资料完全正确，不存在误读）威胁的时候，先发攻击确实是正当的。而这个立场也自然让我们联想到马基亚维里，联想到整个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传统。

(以下涉及哲学探讨，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这两段)

就伦理来说，也许我们不应该进行无条件的规则崇拜，在特定的时候应该容许破坏规则——假设它确实能够提高人们的福利。无条件的全面捍卫法律，依我看，是在实质上将人作为实现抽象理想和原则的工具：你牺牲国民的生命，换来的是对一套抽象制度的、也许是不全面的、带有缺陷的制度的维护。回到康德的道德原则，我们应当尊敬人们，将人们当作最终目的，而非实现旁的目标的手段。这种情况下，我们自然也不应该把人当做实现制度和法律的工具。

这也很容易让人想到制度功利主义(rule-utilitarianism)和行动功利主义(act-utilitarianism) 的区分。功利主义的目标都是最大化福利。制度功利主义认为我们总应遵守制度，因为在长期来看这是有利于福利的。换言之，我们应该遵守国际法——若大家都守法，便能保障国际社会的长期安定。行动功利主义为我们应该判断每一个具体行动是否能最大化福利。换言之，如果在极特定情况下采用军事行动确实能够带来明显福利，我们应该允许它，否则将游违功利主义之常规逻辑。

就我个人认为，在非常必要的时候违背国际法，发动军事行动，亦是必须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军事行动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也不能说明所有这样的军事行动都是错误的。

结果：把我向上推往权威主义

7) There is now a worrying fusion of information and entertainment. (目前有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就是信息和娱乐都混同在一起)。

选项：反对

这道题目测试社会保守主义(social conservatism)、成规主义(conventionalism)和威权主义、家长主义(paternalism)。发表陈述的人代表的是一种正统的、保守的价值观和态度，整个句子的微妙之处在于一个看起来轻描淡写的”worrying”。如果你同意的话，题目设计者自然要把你向上推往威权主义。

我本人的态度是自由派的态度：目前的信息有多渠道、多媒体、多平台、多形式。有的较严肃信息综合娱乐的形式传达出来并无不可：娱教于乐，并无不妥。更何况我们总能找到传统的严肃信息的传播平台和渠道。娱乐和信息的结合亦是市场的选择；公众有权利进行选择。对这些选择可以采取宽容的放松态度。

结果：把我向下推往社会自由意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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