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地洞★: 政治生活

评西媒对中国留学生的分析及西藏问题：

Tue, 29 Apr 2008 17:16:19 GMT

随着近来一些事件的发生，尤其是海外华人的爱国表现，也促使西方/美国媒体（至少是主流报纸），继续地缓慢“转向”，对中国的视角和民众情绪给予了更多的报道、关注、照顾，主观上大概想显得更加客观一些。另外，我想即使没有公开地承认或道歉，西媒中相当一部分人自己也认识到，其对西藏（及奥运会火炬传递事件）的报道存在重大误导，造成了负面后果。当然，他们的偏见还是存在的，而且是结构性的。这一方面是价值与文化上的，另一方面也是媒体商业运作的结果——需照顾读者的情绪，报道他们想听到的东西。

日前，在《纽约时报》的教育版又刊登了一篇文章，《美国的中国学生为中国的形象而战》（Shaila Dewan），对中国留学生的活动、表现、观点、心理进行了一些分析。

中文翻译：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71f7695ab982b235

原文：http://www.nytimes.com/2008/04/29/education/29student.html?_r=2&hp=&oref=slogin&pagewanted=print

这篇文章对留学生的心理与活动做了更仔细的分析，应该说比原来要更为客观。当然里面也存在各种偏见，比方说对留学生提出的主张抱有非常苛刻的态度：如学生提供的1951年后西藏婴儿死亡出生率的数字、说学生“没有提供与中国或其它国家死亡率对比的任何资料”。这就非常地牵强了。学生做的恐怕不是学术报道，也都不是这一问题的专家，他们所走的更多的是呈现原来西方人所不了解的一些情况，做一个平衡。采用这种接近学术辩论的水平要求他们材料的严谨性是很苛刻的，尤其是，在对藏独势力一方提出的数据、事实时，我就没有看到西媒使用这么严谨的学术态度对之进行审视。这其实也是在说，中国人提出来的就是政治宣传，除非采用更为严谨的方式进行质疑、论证，否则就没有说服力，甚至可以认为是错误的；而对藏独方面提出来的东西就可以更轻易地接受。这是一种双重标准，是很不公平的。它的背后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偏见。

文中又说，

“学生们称，中国政府在西藏投资了数十亿的资金来兴建学校，道路和其他的基础建

设。但是在在被问到西藏人是否需要这些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样子。“他

们从来不会问这样的问题。“Notre Dame的中国问题专家Lionel Jensen说，“他们已经接

受了快速的现代化的好处。“

不难看出，作者对留学生的观点是怀疑的。上文的意思是说，许多中国人主观认为自己的政府给西藏做了很多好事，但并没有问藏人到底需要什么；这里的意思无非又是暗示，西藏人需要的恐怕并不是这些现代化的东西，而是民族的自决。

其实，这种疑问更多反映的是提问者自身的[价值取向。我参加了各种西藏论坛，还没有听到有西方人质疑藏独立运动支持者或同情者：“独立、宗教、文化方面的东西现在就是大多数西藏人最迫切需要、最关心的么？”我个人还从来没有听有人提过这种问题。这里，许多西方人的默认想法是：这些更高级的政治权利、文化、价值追求当然就比那些基本的经济、生存、物质追求要更为重要了！当然，他们自己也没有在西藏做过任何的民意调查。与其说他们的想法是由事实支撑，不如说是由价值信念支撑。在这种信念下，他们当然会更为同情藏独运动。

同样的，作者怀疑学生提出的达赖与纳粹的关系，称学生“不承认”中国政府对西藏文化、宗教的“镇压”。

此外，对中国学生的过激行为进行了一个不漏的放大报道，而不谈多数中国学生比较理性的、温和的交流态度。

当然，文章也提到一些有益的观点，如：

— 尽管仍存有偏见，但包括了中国学生提出的许多观点，包括对西藏动乱的一些事实判断，以及认为西方对中国存在的双重标准、伪善

— 中国留学生对西媒（及西方）存在的幻灭感

— 中国留学生直接质疑西方存在的偏见：中国人都被单向洗脑，缺乏独立思维

— 中国留学生整体上在抗议中仍然缺乏斗争经验、艺术

最后，作者对留学生的动机和价值取向做了一些分析，但是并没有超过NYT之前一篇文章《China’s Loyal Youth》的分析：他们基本上认为，中国青年的态度来源于1) 都是现代化的收益者（也就是物质上得了好处）；2) 受爱国主义教育灌输（也就是“洗脑说”）。

他们提出的事实依据都存在极大问题：如“专家指出”，出国的留学生都是来自“有能力把孩子送到外国的家庭”，“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其实在美国，大多的学生是研究生、研究人员，依靠的是学校的奖学金。他们是因为学术表现优异才来到美国。这里，专家几乎把留学生都说成是能够把孩子送到美国私立学校读书的极富裕的中国中上层精英了。

作者的“现代化物质收益说”，其实就是一种动机分析，它确实包含部分的真理，但没有说出另外一部分事实，也就是爱国主义学生对自己爱国诉求的内在价值是由衷认可的。把他们价值诉求减原为物质收益，其实上是一种恶劣的贬低。这里可以比较的是奥巴马几周前的”bitter”、”cling to“言论，说许多美国小城镇人信仰宗教、崇尚枪械是因为经济上的失意）。

这里说明了西方/西媒还是非常不了解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内涵。中国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有五千年文明的骄傲感，另一方面也建筑在近代的屈辱历史上（受害者情结）——中国主权、领土在近代遭受的外国侵犯，仍是中国人的心头之恨。

无论如何，我们注意到西媒对中国报道的比原来更全面了。对此，我们要继续地耐心观察。

以下还有一篇文章：发表在Los Angeles Times.，介绍美国华人在这次事件中的情绪与活动，也值得一看。http://www.latimes.com/news/local/la-me-tibet11apr11,0,7759679.story?page=2

海外华人的表现值得注意。身处国外，每天与外国人相处，亲眼见证西方的偏见，幻灭感强烈，在挑战之下，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不断强化，他们的行为、表现和他们的日常体验有很大关系。

另外，过去一两个月中，《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这份报纸对中国的报道还不错，比其他西媒要更为客观。（问了美国人，不少人说这是世界上质量最高的报纸之一）。它既提供了西方的视角，也相对更加注意照顾中国的情况、视角，不少文章比其他媒体的报道要更为客观。《Financial Times》与《Wall Street Journal》等商业报纸也不错。

再评西藏问题

再带谈论一下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与其对藏独运动的同情。很多西方人（包括民众与知识分子）很容易被藏独的光辉诉求煽动起来：“权利”、“自由”、“自决”。这样的政治概念与口号。

当那些过着优质物质生活的普通人坐在一间位于发达国家的温暖舒适的房间里，讨论着这些实际上与自己生存毫不相关的遥远问题时，他们很难想像大多数普通西藏人，或者说世界上大多数仍然生活在相对贫困中的普通人，面临什么样的生存挑战，更迫切需要什么。他们往往把自己的诉求与价值简单地投射到那些人身上（俗语：“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这里并非说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就没有政治诉求，而是说他们更普通的、世俗的（mundane）一些涉及基本生存的物质需求，往往被不成比例地低估，被不予重视，被过于轻易地放到次要地位上了。

一个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很可能对保留一个前工业化社会的文化抱有极大兴趣。但是这个社会的普通成员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呢？也许是拥抱全球化，追求更好的生活，放弃自己的部分文化、习俗。但知识分子精英们可能觉得这是文化灭绝，因此高呼反全球化，高呼保存文化的价值，甚至似乎认为，这个前工业化社会的成员只不过还在愚昧中，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诉求才代表他们最高的利益。

西藏在西方的香格里拉式的、浪漫主义的形象，也不可避免地使之与反现代化、反全球化、文化多元之类的思潮相联系。

我个人感觉，藏独运动是一种西藏的上层精英（包括僧侣）主导的运动；它把西藏普通民众在多个议题的广泛诉求，粗暴地减原到一个单一议题——独立（或自决），似乎所有议题的症结全部都可以归结到这个单一议题。只要解决了自决问题，其他问题都可以解决。实际上，自决根本不能解决这些议题，而且可能使情况变得更坏。其实，这也是上层精英对民意的一种劫持。客观地说，我们不能说精英代表的就一定不是普通人的想法，但是，在作出这个结论（精英代言的确实是普通人的利益）之前，要极为慎重。

达赖的运动就是一个单一议题运动，把所有问题集中在自决上。其实，达赖及其流亡政府长期在国外，恐怕已经和在中国的藏人的日常经验、需要、诉求存在巨大的脱节。声称代言却并不能代言，代言不过是一厢情愿。这也和他在与中国政府对话中的不切实际的政治诉求有相当的关系。如果他能回到西藏，与当地人进行充分的沟通，把他们的诉求反映进来，那么我想整个运动的政治主张可能都会发生变化。

在参加一些西藏问题论坛时，我有一个印象，就是藏独运动者在感情上并不希望西藏好起来（当然他们不一定公开地这么说）。他们希望西藏一片漆黑。越是一片漆黑，那么他们的活动也就越有意义。如果西藏一片光明，民众安居乐业，那么他们的运动也就失去了意义，甚至他们自身的存在都失去了意义。这种偏见十分强烈，会主导他们对问题的看法。

中国政府需要在各个领域继续全面发展西藏，使西藏人民安居乐业。这样，自然也就会抓住他们的心，不断地边缘化藏独运动。

评中国与达赖方面接触

Sat, 26 Apr 2008 04:58:54 GMT

日前，中国政府决定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此举引起外电的关注。

从长远解决西藏问题来看，不管中国政府目前如何看待达赖，还是需要与其接触、谈判。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当前，与达赖会谈应该是有多方面的好处的。

以下文字仅讨论中方的谈判策略，并不涉及西藏问题谈判具体谈判的政策、政治主张。

是否进行谈判

中国目前准备与达赖接触，这就是了解对方意向、对当前局势的看法，以及对未来可能谈判的准备。

中国政府需慎重选择对达赖的政策。一方面，首先要考虑藏独运动中的各种力量。要考虑达赖是否一个有意义的因素(relevant factor)：因其所主张的策略并不起作用，达赖可能在藏独运动中失信。（中国政府的不妥协与强硬姿态相当程度上促成了藏独运动的内部分裂）。这样，久而久之，达赖的作用可能就相对越来越小了。其次，要考虑藏青会及其激进运动是否是一个有效的因素：如果采用暴力，激进派将丢掉达赖多年来在国际社会打下的非暴力“品牌”，使藏独运动失去西方民众的同情，并给中国政府以反恐怖主义名义严厉镇压的依据。中国在军事与安全上倒并不惧怕这种激进派。所以，即便中国完全不谈判，利用藏独运动的分裂势态，也可能有所成果。

但不与达赖谈判可能使中国在国际上十分被动，因为国际社会上不少人认为，这是来自达赖方面的一个应当被尊重的诉求，并且中国应该有用对话来解决问题的诚意与姿态。达赖在国际社会享有广泛影响，获得许多西方民众、社会团体及政治家的同情；达赖在中国藏区也仍然有相当的影响；达赖在藏独运动中仍然是无可争议的精神领袖、政治领袖，享有巨大影响（但也要看其路线是否成功）。因达赖也还将在国际社会存在多年。西藏问题也在客观上“国际化”，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故中国完全抛弃达赖，关闭谈判大门，将使自己陷入比较被动的境地，并不现实。相反，如果通过了认真磋商，但达不成结果（和之前的六轮一样），并指称问题出在达赖方面的不妥协，那么也会更有说服力。一些西方观察家早已认识到达赖大藏区高度自治诉求的不现实性，并呼吁他拿出政治家的智慧及实用主义精神，进行必要的让步，来与中国磋商。放开大门，与达赖接触，无论结果如何，都使中国更易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所以，中国应该与达赖进行对话。

对藏独运动的策略

当前藏独运动内部的分歧越发表面化。达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其与藏青会（藏独运动中的年轻激进派）的分歧。达赖已公开放弃了独立诉求，主张藏区高度自治；藏青会则主张藏区完全独立。达赖主张非暴力，藏青会则已对非暴力运动失去耐心，酝酿暴力行动（包括恐怖主义）。达赖还公开表示，藏独运动中的一些年轻人也是不听它的。其实，从历史经验上看，很多独立运动都出现过这种激进、温和派的分野。中国政府、达赖、激进藏独运动的关系甚至可能逐渐接近类似以色列、阿拉法特及哈马斯之类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倒不妨利用达赖的处境，拉一派打一派。以温和遏制激进，以激进遏制温和。

国际形势与外交

如前所述，达赖拥有巨大的国际影响；这种影响带来了海外对藏独运动的认同。金大中不久前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讲话，称中国对西藏，乃至国际社会对待中国与西藏问题，都当采用“阳光政策”——即积极对话、磋商、和解的态度，以求和平解决问题。中国与达赖·西藏流亡政府的对话、谈判，应当说是国际社会普遍希望出现的局面。无论中国如何坚称西藏问题为本国内政，这种国际舆论都会给中国带来压力。在奥运会之前，中国与达赖接触、对话，一方面能够满足国际社会（包括政界与民众）的这种希望，缓和当前不愉快的冲突局面，尽可能消除奥运会政治化的阴影；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对话，要求达赖施加影响，对激进藏独运动加以遏制。

从外交上考虑，外国政府中的许多其实是愿意和中国成为战略伙伴的，而且希望在大量议题上与中国合作。这包括安全/反恐、能源、贸易、环保等重要议题。但发达国家的选举政治需顺从国内的民意、反对党政治压力。在对中国的外交上，可能因西藏问题而受到国内反对派的批评，造成非常被动的局面。而他们一但对中国表达更强硬姿态，说一些本国政要求他们所的话，就又会破坏与中国的关系，影响与中国在其他更重要的双边、多边议题上的合作。我想，这些选举政治家都会希望中国作出一些缓和性的动作，表明这样的一种姿态，发出这样的一种信号，这样才能让减少他们（选举政治家们）在国内政治上的被动局面。我想，目前的福田、布什和布朗政府都有这种迫切需求。中国应深入了解外国民主政治的这种因素，以此制定战略。

三维谈判：谈判前的准备

西方谈判学理论认为，谈判不光发生在谈判桌上，还发生在谈判前的准备（舆论造势、改变语境、影响利益群体等——三维谈判）、谈判议程、目标、战略的策划——二维谈判），以及桌面上的谈判（具体的行为互动技巧——一维谈判）。

中国现在是不是在有计划地从事“三维谈判”我们不好说，但是客观上存在这种效果。达赖方面也有这种准备。因此，应该说两方面都掌握了一些资源。

中国方面：从全世界局势看，似乎西藏出现骚乱，闹了一下，中国遭到许多国际批评及不公正的待遇，奥运会受到负面干扰及政治化，而现在又要与达赖接触，似乎是落了下风。但实际上，藏独运动经过这么一手，是增加了中国政府对达赖的不信任与隔阂。这只会无限加大西藏“流亡政府”同中国政府谈判间的困难。藏独运动需要懂得，中国政府不一定吃软，但是更不吃硬。西藏骚乱，西方媒体偏向性报道，及后来对奥运会火炬传递的抗议事件，使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获得了强大的本国民众支持（这种支持甚至会造成一种压力，缩小中国政府的余地与选择）。目前，中国政府继续在国内建立舆论支持，动员民众支持。这些都将成为中国政府极强大的谈判筹码，对达赖方面施加压力。从三维谈判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国内很成功，但在国际社会上比较被动。

达赖方面：一是拥有相当的国际支持（或同情），另一方面，也拥有奥运会的这个特别契机。然而，中国政府更看中自己在国内的支持、国内稳定。然而，国际舆论并不能对改变局势有太多帮助。在西藏问题上，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而中国包括政府与民意。其次，达赖已声明支持奥运会，加之把西藏问题与奥运会联系起来只会在中国国内造成更大的反弹，因此达赖倒不太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制造麻烦来要挟中国，进一步加大自己与中国的隔阂。

最后，达赖有时间危机感，而中国没有。达赖急于解决问题，而中国不急于解决问题。随着他的年纪越来越大。如果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利用自己的影响解决问题，或者离解决问题迈得更近一点，那么他领导的这个运动注定是要完全失败的。同时，从当前看，如果达赖与中国的对话谈判没有进展，那么达赖只会担心他在藏独运动激进派面前进一步丧失自己的可信性。

总之，达赖在明处，中国在暗处。达赖作为他自己运动的政治领袖，虽然在国际上比较成功，但在与中国交涉、斡旋方面却非常失败，在历史上有过多次糟糕的败笔。至于公关方面，达赖也应该了解，虽然对西方的公关非常成功，但解决问题的根本，还是对中国民众的“公关”。中国政府与中国民众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力量。当然，他需要有所渠道，也需要有所行动。

最后看低牌。中国政府明显占据优势。除了民众支持以外，达赖年事已高。中国只要静待他的去世（以肉体上从国际舞台消失），再扶持新的达赖。无论这个被扶持的达赖是否为被海外认同，但可以认定，至少在达赖去世十多二十年后，不会再有一个十四达赖喇嘛这样有力的到西方大规模宣传公关的有一定个人魅力的运动领袖。流亡藏独运动只会走向进一步的迷惑、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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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四月二十五日电新闻背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与达赖方面的接触

　　中国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二十五日发布消息表示，近日准备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这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多年与达赖方面接触磋商的延续。

　　从一九七九年至今，达赖喇嘛先后派出了二十多批他的代表和参观团回国参观。达赖喇嘛本人的主要亲属，他的大哥、二哥、姐夫、妹妹和他身边的一些亲密的人，都曾经回中国参观过。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与他们就关心的一些问题做过深入交谈。

　　二00二年以来，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先后六次与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接触。中央有关部门安排他们到西藏自治区参观，了解西藏发展进步的情况；安排他们到广东等地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安排他们到云南、广西等民族地区了解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情况；还安排他们到承德等地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一些历史情况和重大事件。

　　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中央政府始终以最大的诚意、极大的耐心，保持着和达赖喇嘛的接触。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但是接触商谈没有取得进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达赖喇嘛方面没有诚意。他们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也没有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完)

冷战思维、文明冲突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Tue, 22 Apr 2008 20:38:02 GMT

冷战思维、文明冲突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这个题目很大;我在这里只是表达一些不系统、不成熟的感想而已。许多观点也并不新颖。欢迎大家一起思考。

1) 历史的终结与文明冲突论

1992年，美国学者Francis Fukuyama（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说：认为冷战结束了，意识形态斗争消亡了，西方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制度最终取得了最后胜利；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价值观、制度能与之对抗了。它被所有的社会认同、实践，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但与其说福山描述了现实，不如说他提出了一个大预言。

1996年，美国学者Samuel Hungtinton提出了著名论点，“文明的冲突”，以作为对福山的回应。Hungtinton认为，冷战确实结束了，意识形态斗争也结束了，当前及未来世界的趋势是文明的冲突、宗教的冲突。因此，福山的历史终结可能过于乐观。在2001年911事件时，Hungtinton的观点又被翻了出来。当时认为，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西方与穆斯林世界的矛盾。

从1992年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到现在，已经有16年。世界格局发生了什么变化？最大的变化恐怕还是中国、印度等国家的重新崛起，以及西方文明地位的相对衰落。德国“大历史”学家Spengler早在一战结束时就对文明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文明如同有机体，会经历繁衍、兴盛、成熟和衰亡的一个过程。在他悲观地认为，西方文明将走向衰落。当然，实际情况是，从二战结束到现在，西方的衰落只是一种相对的衰落。

2) 西方主流价值尚未被挑战过

虽然西方出现了经济、政治地位上的经济衰落，但是西方的主流价值却谈不上被真正的挑战过。

这套主流价值在政治方面主要表现为自由、人权、民主参政、宪政/法治、权力分立等；

在经济方面，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政府的干预程度多少、责任的多少，则在西方不同国家、社会则有相当的区别）。

整体上看，核心的理念是人本、理性、科学。这些都可以追溯到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启蒙。

虽然在现实中有很多的差别（比方说，在美国，宗教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但在西方的社会建制上，基本遵循这些原则。

西方认为，这些价值是普适价值，可以超越种族、社群、国家、社会、文明、时间，是人类普遍希望追求的价值。在现当代历史上看，西方的这套价值体系与制度大致所向披靡。

3) 挑战西方价值？

首先是在冷战中的胜利：苏联解体，东欧迈向资本主义阵营。全球意识形态斗争似以西方的胜利告终。

其次是东亚经济奇迹。东亚的崛起应该说以日本开始。在日本这又分两个阶段，一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中的西化建制；二是日本在战后采纳的促生增长的各种经济产业政策。

日本和中国非常不一样，它处于文明“夹缝”之间。在明治维新时，它“告别”了中华文明，走上了西化的道路，认为这是强国的唯一办法。多年来，它都试图“脱亚入欧”。虽然在二战前，日本推行了入了军国主义，但二战后，为美国占领，政治上再度实行民主化（这里也不能忽略明治后议会政治留存的一些资源），建立了坚实的民主制度。目前，作为自由民主国家之一，日本被纳入西方主流价值体系，为西方所接受。加上冷战的地缘政治，使日本在二战后崛起的过程中，并未经历与西方的强烈碰撞。

日本人素来对如何被西方社会接受有敏感的意识，并且作出不少努力。这当然和其岛国的现实危机感、处于文明与冷战“夹缝”间的地位有关。

许多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地区）效仿了日本的发展模式。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在初期采用权威主义。但在经济崛起后，又经历了政治民主化。韩国和台湾是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对于西方来说，这仅仅是证明了福山历史终结性的正确性。是的，权威主义可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反过来，市场经济可能能促进政治民主化。最终，这些国家不是选择了自由民主制度么？

新加坡也很成功，并且至今推行权威主义。李光耀提出了“亚洲价值”，一度引起西方的注意。然而，新加坡类似一个城邦，影响有限，还构不成对西方主流价值的严重挑战。

中国之外的东亚经济奇迹最多证明了可以存在一种不同的经济发展、增长模式，尚不构成对西方主流价值的挑战。

伊斯兰文明方面，由于伊斯兰文明分裂成许多国家，不具备一个强大、有力、成功的军事、经济力量，不足以影响全球格局，所以他们还不能构成对西方主流价值与模式的挑战。他们与西方的冲突，更多的是对西方文明扩张的被动的对抗。

印度文明也在崛起，但印度采用了自由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同时在发展资本主义。印度如果与西方发生什么对抗，更多的是在战略、安全、地缘政治上的，似乎还构不成对西方主流价值与模式的挑战。

俄罗斯：苏联的“后继者”——这是冷战的失败者，除了军事力量仍让人震慑外，构不成对西方主流价值的威胁了。它代表的更多的是一种地缘政治力量。

巴西：与拉美国家一样，被笼罩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之下；经济，政治建制基本遵照西方模式，也构不成对西方主流价值的挑战。

4) 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带来了不同的图景。经济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借鉴了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模式，实现了持续多年的高增长。但这个成就不乏先例。

在政治上，中国仍然采用共产党一党专政，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实行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权威主义体制并没有动摇的迹象。西方希望的那种三权分立、多党执政的民主化并未出现，更看不出这种趋势。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仍十分稳固。

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将扮演重要的国际角色。它是一个悠久的文明，有13亿的人口。它的发展将对世界格局带来重要影响，是西方所不能忽略的、必须应对的。

如果这种体制能够成功，并且持续下去，稳定下来，那么自然是对“历史终结说”的一个反证。不走西方道路也可能成功。对西方而言，中国的成功尤其使之不安的，是因为它构成了对西方所奉行的价值的挑战、威胁。

中国共产党以民族主义为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之一，在事实上获得了成功；西方在看到中国年轻一代青年人及不少新中产阶级对自己政府的支持时，可能更感不安。

中国确实对西方提出了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是现实的，也是主观的。

5) 中国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崛起？ （实现经济高增长并维持政治形态）

这个原因有很多。随便列举一下，但不可能罗列；

a) 中国人口多，是一个很大的政治、经济体，并不那么需要依赖外国；

b) 中国历史悠久，有让国民骄傲的文明，有大量可用的文化资源；

c) 悠久的历史也造成一种路径依赖（有时甚至会是一种负担）；

d)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统治渗透社会上下各阶层，政治建制严密，统治基础相当牢固；

e)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进行了改革开放，尝试与国际社会接轨。其经济增长并未推动西方希望的政治变革，而反成为对既有体制的支持。在全球化的经济逐利之下，西方政府、企业都需要与中国合作，接纳中国的不同；

f) 中国是一个现实的地缘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它是一个核武器国；

g) 中国掌握相当的国际政治资源，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1971年后）；

h) 从过去几十年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有相当的自我调节能力，其韧性与适应性超出了西方的预期。

还有许多原因。

6) 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我觉得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问题。

a) 西方要解释中国的崛起——中国是如何崛起的？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如何？要研究中国现象。

b) 西方要认识中国所代表的价值——中国是不是有一套与西方不同的价值体系？若有，是如何的？西方要认识其存在的合理性。

c) 西方要解释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及西方价值的影响。比方说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的崛起为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模式；中国的制度甚至是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一种“软力量”。如果有旁的国家借鉴、效仿中国，那么对西方主流价值及历史终结说就确实构成挑战了。

7) 中国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中国现在恐怕还没有对自己价值观的一套统一的、自恰的、系统性的阐述。这种价值观应该体现在政治制度的设置；国家/政府的角色；国家与社会及个人的关系；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等上。它涵盖社会是如何构建的这样的根本性问题。

中国目前还在发展中，并不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我们看到，以邓小平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等为基础，中国的体制变革与政策更多的是以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复杂的利益博弈为驱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断地有选择性地借鉴其他社会的成功经验，以满足自身的需要。

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我想中国会不断寻找自己的价值。它当然有可能会在中国过去的传统精神资源中找。

“和谐”是不是一种价值？完全有可能。“和谐”目前并不描述现实，但反映了一种理想，一种状态。它可能涉及的社会架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政府、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人的关系。这就提供了一种模式。但对这个价值还没有什么更多的论证，它更多地被视为领导人为满足当前政治及现实议题需要而提出的政策口号。

但不乏这样的可能，就是中国摸索出这样的一套价值。那将是中国政治与社会更为发达、成熟的时候。西方最终也需要和中国有这样的一场哲学对话。如果出现了这种中国价值，它也未必是和西方主流价值相冲突、排斥的；它可能部分地接纳了西方主流价值，同时又有自己的一些元素。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是对西方价值的一种有益补充。

杜维明等提出的儒家价值观与东亚现代性，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可能？强调国家、政府的责任；社会的“有机团体性”（而非赤裸裸的个人主义）；入世与自我提升；家庭的价值；重视教育；重视人与环境的关系；还有其他在日常人际生活中的儒家理念。这些理念将建构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它所认可的“价值序列”很可能会与西方主流价值体系不同。它也未必和西方主流价值冲突，但有可能作为对其并不完美的启蒙价值观的一种有益补充。

以上，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我们并不知道许多年后的中国是怎么样的。目前做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

8) 未来的趋势

中国：中国将继续发展、变动。在其中，有来自国内外的无数力量将之向不同的方向推引。中国将在合力中前进。一切都充满了未知。

世界：全球化将不是简单的单向的“西化”，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将是复杂的、多变的、有随机性的；它将是多方面的互动。

至于历史是否会终结？我们无法知道答案。激进地看，在未来，自由，民主等概念可能被解构。新的价值被加入其中。不同社会的民主制度可能还会有不同的形式、特征，超出了西方模式的限制。这些都是未知数。历史终结论对万变的世界而言过于简单了。

9) 民族国家对多民族国家

这里可能还有个小插曲。民族自决及主权民族国家这种从欧洲出现的政治体模式，与许多其他社会、文明中形成多民族国家模式，可能还会继续冲突。比如中国就是一个在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的（更多是基于文化意义的）帝国。这种差别就可能带来冲突。西藏问题就是这么一个冲突点。

10) 中国的和平崛起：冷战思维的继续 + 文明冲突？

中国人要问，则是中国如何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和平崛起”，避免与外国（尤其是西方）的冲突。

福山和Huntington谈到了冷战和文明冲突问题。对于中国而言，我看情况是这样的：

一方面，尽管是它所希望避免的，中国一定程度继承了冷战的意识形态斗争。尽管中国搞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但仍然在政治上继承过去的遗产；在西方政界与民间之中，认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的人还非常多。以美国媒体为例；CNN在报道中国时似乎就一定要加上“Communist”这几个字眼，否则就不“政治正确”了。当中美出现贸易问题，如出现质量有问题的中国玩具，电视台就会说，“从共产主义中国进口的玩具”。这种情况现象每天都在发生。在我们看来这没有意义。但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政治形象是根深蒂固。只要中国仍然坚持其政治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西方就难以放弃其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思维：因为意识形态斗争还没有结束（对他们而言。“革命尚未成功”）。在苏联解体的今天，中国就成了西方冷战意识形态斗争当之无愧的对象了。

另一方面，中国又是这样一个文明大国。任何做文明论分析的人都会将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文明力量：中国有如此丰富的历史精神资源，有自己一系列和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采用着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也必然是文明间的冲突。

所以，悲观预测，中国可能要同时遭遇冷战因素，以及文明冲突；乐观预测，领导人利用其智慧，在复杂的形势下把握机遇，完成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与西方的价值观体系冲突是结构性的，它可能会表现为各种摩擦、不合作、关系起伏，但未必会演变成为战争；它也可能因各方在现实利益上合作的需要而被搁置一边。

西藏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冲突点。它和西方价值紧密联系。在那些同情藏独运动的西方民众看来，这一问题是价值问题，而不是地缘政治及安全之类的利益问题。将来，可能还会有许多这样的冲突点，只是我们现在尚不知道而已。

减少摩擦与冲突点的办法有很多。一是由中国采纳更多的西方主流价值；二是由西方接纳中国的价值与制度（这个比较难）；三是由中国政府加强对外沟通能力（“公关”），说明中国的政治政策，使西方至少可以解释、理解、预期中国的行为。但只要中国不和西方共享根本的价值，不按照他们的体系建制，也就不会成为他们真正的政治盟友，不会为他们所接受，而只会同他们就短期利益进行交换与合作。

当然了，中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选择，走出自己的道路。

中日关系的发展

Fri, 18 Apr 2008 23:31:01 GMT

胡锦涛即将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从发展中日关系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事件。近来西藏问题“的阴影”也使这此访问尤其的不同寻常。对于日本来说，提出了这么一个疑问：能不能在中国与西方出现剧烈碰撞的这个非常关键、微妙的时刻，“抓住”中国？

我们看到不少有利的条件，一方面，日本人比较实务，对西方人权之类的问题不感兴趣，不以这种问题对中国或其他国家施压。这其实和许多其他亚洲国家差不多。尤其是这些亚洲之间共享许多价值与习惯。对于日本这一处在西方与东方“夹缝”中的国家，也比西方更容易理解、接受与自己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的崛起（日本自己同西方也是差异很大的，包括其实践中的政治制度）。在十九年以前，西方对中国实行制裁，日本在我印象中是最快与中国接触的国家之一：当西方仍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问题批评时，日本人忙着在中国投资、抢占市场；他们先行一步，占了不少便宜，并且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讲，摆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姿态。此外，福田康夫是一个很成熟的政治家，对中国也是友好的。这些都是好的契机。

当然也有不利的条件。比方说在日本国内，亚洲杯事件后，年轻人中的反华情绪乃至民族主义尚未消退；中国的崛起也使中国威胁论很有市场。此外，中国的崛起使日本困于中国与美国之间。国内的政治力量应该有不同的见解，一部分人认为应该跟近邻中国搞好关系，一部分人觉得应该继续和美国保持近距离，搞有点类似远交近攻、政治制衡的那一套。在目前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华反感心理以及中国威胁论的背景下，亲华派可能很难有市场。

中国的崛起有可能和美国与西方发生文明冲突。日本在这场（可能的）冲突中应该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恐怕日本人还没有得出结论。其实，日本可以做一个中间人、调停人、桥梁的角色。做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它可以承担英国在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那种关系。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日本是可以承担这种角色的，一方面是它一千多年来与中国文明的关系，一方面是它以西化来实现现代化，采用了今天西方能够接受的制度与模式。这样的两方面都能接受特点，是它作为中介桥梁的良好资本。

近日，中日高层有密集的互动。在这里，可以一方面注意一下两国领导人交换的信息，一方面注意一下中、西方媒体的反应。

首先，日本在大的方面是非常支持中国的。除了在发展双边关系上表达了一些美好意愿外，福田康夫还说把西藏问题和奥运会联系在一起是不恰当的；他还提出要在G8会议上呼吁西方国家支持中国奥运。这些都会对中西方之间起一些积极的调解作用。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些消息在中国迅速得到了报道。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确实希望发展中日关系，传达正面信息，另一方面，在西藏和奥运问题上，中国也迫切需要一个来自发达国家的盟友。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而西方主流媒体则没有怎么报道这些正面信息。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信息一方面不是悦人的，另一方面没有价值。

其次，日本方面也对中国发表了一些言论，这些言论一方面是西方国家愿意看到的，可能是迎合西方，同时也可能是日本国内一些力量愿意看到的（这里面日本国内政治的因素我倒不是太清楚）。福田近日对杨洁篪外长说，应该看到西藏问题已经变成一个国际问题，中国应该在奥运会前尽力解决之。杨洁篪外长则重申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同时还点了一下日本：日本是唯一在这方面对中国提出意见的亚洲国家。这是一个小小的警告。再看媒体，西方国家主要媒体都赶紧报道了这一事件，标题为“日本首相提醒中国，西藏已是‘国际问题’”。这大概正是西方世界非常希望看到的东西。他们也希望让自己相信，日本和西方是一个阵营的。

西方媒体的这种对日本外交姿态的选择性报道是很有意思的。

其实，“西藏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这句话很含糊，各方说都是对的；首先，西藏问题国际化是指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意识、关注、支持或反对，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现实；另一方面，中国说这是本土问题，主要指中国与西藏流亡政府对话，以及对西藏的公共决策决策等。西藏当然是作为国内问题来处理的。所以两方面说的都不错。中国可以解释为：“即便西藏问题受世界注目，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你们是管不着的。”双方表达了一下各自的立场。

最后，日本在是否允许中国火炬助跑手的方面需非常注意。此问题极为敏感，可能激起中国民众的愤怒（目前已有不少网民表示不满）。在此问题上日本没有坚持的意义。这个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也有可能引起波澜。

无论怎么样，在中国与西方（潜在）的冲突上，日本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中国非常希望得到日本这个盟友；日本也可以利用这个时机跟中国交好。“抓住中国”——哪怕它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美国总统选举在继续

Tue, 15 Apr 2008 03:23:41 GMT

Obama近日严重失言，最近一两天，成为媒体报道焦点。媒体一贯对Obama比较友好，但Obama这次犯的错误太严重了。Obama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一些小城镇的人，执着地追求枪械与宗教是因为其经济上的失意。简单地说，其逻辑就是“因为你失业了，所以你信教信得厉害。”其评论迅即遭到McCain与Hillary的强烈抨击，被指控为“精英主义”。很有意思，一直打草根旗号的Obama终于受到了这种指控。

Obama的言论大概存在某种意义上的真理（道出了部分事实），但是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从自由主义、人本主义的框架来看，他的说法缺乏对人自主性、选择、价值取向及信仰的尊重；他十分不谨慎地对旁人的价值追求做了粗暴的动机或利益分析。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自然是一种极大的侮辱。“我们追求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是一种真实的价值取向、追求；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与选择赋予充分的意义。”Obama的言论，否定了他们行为存在什么自在的（intrinsic）的价值。

这里尤其糟糕的是，一般人都认为，Obama所说的话确实反映了他自己真实所想的。这种想法并不希奇，很多人脑子里都有。在学院里，作为社会学或政治学分析，可能更是常见。然而，作为政治家，发布这种言论确实不合适的。

（Obama的分析倒是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类的类马克思主义理论）

前段时间，其精神导师Wright的言论差点使Obama大受伤害，后因其针对种族的精彩演讲而有所挽回；这次得罪普通工人阶层（乃至中产）、信教群体及枪械权的言论可能伤害更大。Obama大概又得以另一个演讲来解释其言论、冲淡负面影响了？

这几个月以来，美国大众应当是看得更加清楚了。Obama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由左派(liberal)，并且是民主党人内部最左的参议员之一。这样的人，即便获得了民主党初选的胜利，恐怕也不能在中间偏右的美国普罗大众中获得普遍支持。他尤其难以获得一些摇摆州的支持。如果他在宾州也败给Hillary，则将继续强化人们的这一认识或猜测。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看他在潜在的大选上败给McCain的可能性不断上升。

Hillary更是一个有趣的因素。在总的初选选举代表票数上遥遥落后于Obama 136票。仅凭剩下几州的初选Hillary几已不可能击败Obama。她只能依赖于超级代表——这种极其不民主的设置。超级代表由民主党精英组成，并不直接受选民意愿的束缚。他们的投票可以和选民相悖——条件是如果选举人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阶段遭遇了惊人的事变，使其“选举力”大幅度受挫，无法在未来的大选中获胜。Hillary正在期待这一机会地到来。继Wright事件后，Obama这一次失言又再一次提供了这种机会。民主党的超级代表确实要问一问，Obama究竟有没有可能在大选中击败McCain？

Hillary继续留在选举中，对民主党也非好事。历史表明，两党中一个党的党内初选拉锯战越长，越不分胜负，对其在大选中越不利：因为党内迟迟得不到统一，并且两个提名人会相互进行攻击，部分的攻击会当然地被对方党在大选时拿来所用。另一方面，两个提名人打得不可开交，也可能使一个提名人的支持者对另一个提名人产生厌恶，甚至在另一个提名人获得处选胜利后，拒绝在大选中选举之。党内分裂、内斗，自然使另一个党坐享其成。

民主党的初选目前采用按比例分配选举代表的办法。比方说如果Obama在加州获得六成的选票，即可获得六成的代表；由于两个提名人在选举后相差一般不会太远（如差几个百分点到十个百分点），转化成代表后，也就不多地几个席位，因此差距迟迟无法拉开。这种模式虽然能充分显示民意，看来比较公平，但延长了初选的时间；共和党则采取“胜者全取”的模式：如McCain获得加州多于其他提名人的投票，即可获得该州的全部代表。这种模式使共和党地结果很快产生；正式的党内候选人出现后，其他提名人一般会对之拥护；候选人可以统一党内力量，开始一致对外，争取大选。目前，共和党早已取得结果，仍然在观望分裂中的民主党。因为Hillary仍然拒绝推出民主党的初选，使这种党内拉锯仍然在继续。Hillary大概会论证说她这么做是为了党的利益（因“Obama不具备在大选中的可选力”）——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民主党的模式及目前分裂的现状恐怕是要使之付出代价的。

我个人倾向于相信，Obama获得初选的胜利，然后在大选中败给McCain。

最后，作为中国人，是不得不在观察美国选举时考虑中国的利益的。在国内公共政策问题上，不少国内知识分子会同情民主党（欧洲人的看法也是近似的）；但涉及国际政治，跨越了自由主义所设立的传统的政治体，国家利益就凸现出来。民主党往往更为理想主义，执着于价值理念并将之融入到外交政策之中；另出于保护本国劳工及产业的目的，采取对贸易不那么友好的立场。相比Obama，Hillary则更加现实主义，和共和党的差距较小。我预见，相比其他人，Obama那种更为典型的不那么切合实际的有点幼稚的理想主义者。一个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大概不如原来那么友好，在许多问题上找中国的麻烦。McCain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虽然我们和中国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但可以交换利益，进行短期合作”。McCain在反恐与Iraq问题仍然需要中国的合作；在贸易问题上，则更易和中国合作。其他的，移民、堕胎、同性恋、死刑、枪械、基督教等价值议题都是不会影响中国的美国内部社会问题，不影响对McCain外交政策的判断。从这个角度，McCain大概是一个对中国利益而言相对更优的选择。中国的有关涉外部门也根据历史的经验了解到，外交现实主义的共和党对我们来说更易打交道。

Samantha Power辱骂Hilary为恶魔事件

Sat, 15 Mar 2008 06:56:20 GMT

前几天，“HKS”教授、Obama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Samantha Power因为在推销自己一本新书的旅行中对Hilary Clinton进行了诸多负面评价，包括称她为“恶魔”，还有爆了很多和Obama官方口径不一的政策内情，比方说什么16个月内从伊拉克撤军“不过是一种最佳情况下的打算”，言下之意Obama都是放飞机，并谈不上会做出什么真正的承诺。次日Power就为这些言论道歉——尤其是对Hilary Clinton道歉，说她如何如何尊重Hilary云云，很后悔她自己说的话，然后从Obama阵营中辞职。

我对此的看法基本就是幸灾乐祸的。这个Power就是KSG（"HKS")的教授，我的几个朋友还和她有所接触，都不太喜欢她。这个Samantha Power是1970年生的，非常年轻，综观简历，就是个记者和专栏写手，连博士文凭都没有（拿了个JD，属于职业学位，在美国属于首个、最低级的法律学位，不属于我们说的博士），她应该是很聪明的，凭其一个报道得了一个普利策新闻奖。她成了国际人权和种族清洗问题的“专家”。本人受过一定量的系统社科训练，虽然不多，但基本有了一点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也见过不少专家和学者。对于这种出身和背景的人基本是有所保留的。最为奇怪的是，这个人如此年轻，一方面没有任何象样的学术训练，又没有什么真正象样的实践经验，居然在KSG拿了个正职教授的职称，实在颇为让人吃惊。这个人在学校内自我感觉很好，行事张扬，说话时常让人感觉不经大脑。上其学校个人主页一看，所有发表的文章全是报纸杂志之类的（典型的专栏写手，”公共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在任何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我不知道学校干什么要聘用这种轻浮、不成熟、未经受过任何考验的人做教授，这都什么用人标准？

再稍加研究，此人的派性也是非常强的，属于最为死硬的自由左派、民主党。她爱鼓吹自己和Obama关系多好，在媒体访谈上说OBama深夜给她发短信之类的。Obama还用她做高级外交政策顾问。Power这人属于强硬的人道主义干预派，即认为一国出现种族清洗之类的问题，其他国家（如美国）有道德义务干预，采用必要的手段。这类人其实和新保守主义者有神似之处。后者关心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核心价值，前者关心的是以自己的价值为前提，在他国内政中出现严重道义问题时进行干预，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愿意以美国的军事影响力为手段，以侵犯他国主权为前提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Power的问题倒不在于其价值观有什么严重的错误，而是其在外交政策上的毫无经验以及幼稚。就这么一个记者报道出身的，如此年轻的，没有任何相关从业经验的写手就能充当Obama——一个潜在的美国总统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实在让我非常对民主党的外交政策担心。

Power在各种场合行事，比方说接受媒体采访，说话都属于我们说的不经大脑类型的，想什么说什么，持才傲物，自以为很厉害，无处不显示出不成熟与轻浮。这次她形容希拉里为恶魔算是碰饿一个大钉子。本来她有希望担任一个什么要职，至少现在看来要暂时搁浅了。她得罪了希拉里势力的人，因此赶忙道歉赔不是，恨不得立即发誓重新做人。这些我们都看在眼里。当然，Power如果吸取经验，重新做人，也不是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她还年轻。这样的卷土重来的例子也有不少。

但是基本上这类人我就很讨厌。

我的一个朋友还碰过她的钉子。那是去年春季练习的时候——锻炼写一个什么政策policy memo（这个也很搞笑，KSG成天就训练这个，我以后再写）——要由春季练习的导师给评语。我的同学写了半天政策建议，Power看了后傲慢地写了几个评价，全是关于句子语法之类的，还反复说，“你要把这个文章缩减，减短到能在30秒内让议员（我们policy memo的假想读者）看明白。”作为导师的她，写的全部评语几乎没有一个字是关乎文章的实际内容的，全是关于形式的。简直像小学生改作业。我的这个朋友很生气，写信批评老师，还针锋相对地说，“我看了你的简历，你以前就是搞文字表达出身的，没看出有什么分析能力。”“你们成天就叫我们要把如此复杂的政策问题写成30秒就能看懂的东西——任何一个好的政治家至少会再花一分钟把这样复杂的问题搞清楚。”“不要成天训练我们写简报。建立，作为国际学生的我们会坐到你们美国人谈判桌的对面；我们精通的是本国语言的写作，而用不着跟学你们这套给美国政治家写简报的东西。”这个同学被激了，很生气，写的语言很激烈。Power当然是根本不鸟之，这个人如此傲慢，认为只有她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Samathan Power为人就这样。这次在英国推销她自己的书，广泛接受访谈，说话没遮拦，发表了一系列不适合发表的言论，结果铸成了大错。媒体广泛评价此人太嫩，不懂政治，并籍此怀疑Obama的选人——这就是他的“新政治”？至于她言论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现在可以等着看。她揭露的这一番“内幕”一定会为McCain在大选时拿来利用的。

华尔街要狂欢了:Spitzer买春丑闻!

Tue, 11 Mar 2008 02:01:15 GMT

纽约州长Eliot Spitzer（民主党）被牵涉到一起卖淫集团案中，据说，Spitzer在华盛顿DC买春，叫的是一千美元一晚的高级妓女。其手机发出的信息已为美国司法部所掌握。今天，Spitzer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家人道歉与公众道歉。然而他拒绝接受任何提问，并不谈辞职事。晚间，电视媒体大肆报道Spitzer买春案。一些评论家认为Spitzer的政治前途要受重创，可能就此完蛋，并对其不谈辞职事表示震惊。共和党州议会领袖已要求他辞职。在今后的几天，Spitzer确可能因为压力而辞职。但不论怎么样，其政治前途恐怕就要走到头了。

Spitzer是一个超级明星式的人物。他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在任州长前曾任纽约州总检察长，在此职位上积聚了全部政治资本。
他以反腐败、反白领犯罪而闻名。2002年，他以检察长的身份起诉以十家主要证券公司，控告其投资银行部门及分析部门间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利益冲突行为，最终以14亿美元赔偿和解；此案为及年来金融业及监管领域轰动一时的公案：他以一个州长的身份，动用纽约州多年以前一条不为人所知但权力极大的法规，以保护投资者为名义，向一系列最有权势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开战。所涉议题皆为全国性的、产业性的，远超出纽约州本身的监管与执法范围。此举当时置美国证监会为极大的被动，在监管界内极有争议。2002年，时代杂志封Spitzer为“年度圣战者”。此外，Spitzer还向共同基金业、保险业开战，获得大量赔偿并迫使多位大牌白领辞职。

最近在学习金融监管课程，Spitzer的大名反反复复的出现，绝对是金融监管的历史性人物。Spitzer为人风格极其狂野标悍，被人称为华尔街的警察、道德卫士，在其无数的征战中，得罪了纽约金融业的无数人，华尔街的人认为他不懂金融业务，不懂金融监管，视野狭隘，并是一个虚伪至极的伪君子。但所有人对之是又恨又怕，闻风丧胆。2006年，他在州长选举中成功，其时一定让整个华尔街无比的痛苦和愤恨。

Spitzer极有政治野心，将来是向要朝总统方向迈进的。他已积累了相当的政治资本。只可惜，这一次他算是栽倒了。在接到这个消息后，华尔街该怎么控制自己的幸灾乐祸呢？恐怕要为狂喜所窒息吧，不如放假一天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