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地洞★: 社会科学

洛杉矶印象

Wed, 04 Jun 2008 04:23:39 GMT

洛杉矶印象

来美国数年，第一次到洛杉矶，呆了两天左右。洛杉矶是郊区化（surbandisation)、城市延伸(urban sprawl)、低密度扁平化发展的典型城市，一直以来，洛杉矶甚至是城市延伸的代名词，“城市延伸化”在美国也被称为“洛杉矶化”。

城市延伸就是城市不断向其周围的郊区拓延，城市居民逐渐由城市中的住宅区（主要是公寓）搬迁到郊区的独幢别墅中居住，远离市中心，同时通过公共交通或私家汽车上下班。城市延伸由很多原因，如普遍拥有机动车（或汽车价格便宜，一般人都担负得起，可以用私家车上下班）；希望远离闹市区的更贴近自然的高质量生活。远离城市的土地、房屋面积大但价格较低等。这样，随着越来越多人搬到郊区，每家都需要一栋房子，城市就不断扁平化地扩张（即便人口没有增长），土地使用密度不断下降，并侵占大量周边的农业用地或未开发土地。同时，居住在郊区的居民一般与工作地点较远（即使工作地点也在郊区），通常使用私家汽车上下班，这样对汽车的依赖就很高，造成的空气污染（包括颗粒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交通堵塞，以及耗费大量能源。批评者认为，城市延伸在经济上效率低下，耗用大量能源（因此难以持续），带来大量污染，削减社会资本（下班后就驾车回家，人与人的交往、网络相对减少）、同时会带来社会不平等问题。一些建筑家和规划专家还从美学上对城市延伸进行批评。

洛杉矶一直被认为是郊区化、城市延伸的一个典型案例。到洛杉矶以前，就听许多人说起洛杉矶，主要是两点，一是洛杉矶非常的大，没有车不行，第二是公共交通极其不发达，基本没有任何公共交通。这个我听不同的人（包括多个美国人、中国人、在加州长期生活过的人说过）。

到洛杉矶后，在城市里转了一下，有以下一些印象。当然由于时间很短，一些判断可能不准确。本人也不是学城市规划或相关专业的，只有一些个人感想。

一）洛杉矶大都市区不但有公共交通系统，而且还相当发达（交通局的网站为http://www.metro.net，信息非常全面）。这个系统包括地铁（如可以连结市区与好莱坞的环球影城）、轻轨（可以连结唐人街）以及巴士系统。我的印象是，洛杉矶都市政府正在大力发展这个公共交通系统，一是不停地拓充线路，目前还在修建地铁/轻轨线路（现有的地铁很新，也很漂亮），二是不停地做推广，如在地铁里，到处可以看见宣传海报，鼓吹地铁怎么怎么好，普及卖票知识（比如一张票只能坐一个线，不能换线），以及应该买什么样的票比较便宜（如“全日票”），这些在其他公交系统一直以来比较发达的城市不多见（如华盛顿、纽约、波士顿之类）。交通局还制定了一个“十二分钟地图”，在这个范围区间里，等候12分钟内肯定可以坐上公交。（地址http://www.metro.net/riding_metro/maps/12min_map_eng.pdf）

个人感觉就这个城市的“幅员”和低密度程度来说，这个系统已经相当地了不起。我估计在大部分地区，步行十分钟内应该可以抵达公共交通节点。

二）公交系统很难发展。要减少对私家汽车的依赖，提高环保度与经济效率，提高可持续发展程度，就需要发达更多的公共交通。如果公共交通足够的发达，人们就会使用公共交通，这样的话，私家车就会减少。然而，拥有洛杉矶的公共交通在全美是使用率最低之一。据统计，大概只有11%的洛杉矶使用公交系统上下班或在城市内移动，在纽约和华盛顿，这个数字分别为54%和38%。(根据另一个统计,9%的曼哈顿人驾车上班,而75%的洛杉矶人驾车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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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洛杉矶实在太大，公交系统要覆盖的地方实在太多，所以通过每个交通节点的巴士、地铁、轻轨的数量都不够（前面的十二分钟地图应该只指“等候12分钟内乘上车”，但未提及车可以通向哪里。12分钟内，你只能进入到公交系统，但可能要通过多次倒车才能抵达目的地，耗费大量时间）。所以这个系统可能很不好用。这样一来，也就减少了使用率。人们还是会认为无车不行；这样，稍微有点钱的人就会去买车，然后不再使用公交系统。有了车之后，就可以开车上下班，这样，就有条件离开城市中心区，搬到郊区去了。其结果是郊区化导致城市太大，公交难以发展，公交难以发展，所以人们买私家车，进而鼓励郊区化，结果使公交更难发展，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现在看来，估计洛杉矶的公交系统发展一度滞后，现在发展已经有点太晚，很难改变城市的格局，建设一个公交型的城市了。城市的规划与发展存在路径依赖及不可逆转性。

在洛杉矶乘公交的压倒多数的是各种贫困阶层，大多数为有色人种（基本上是西班牙裔人和黑人）。显然，因为经济水平较低，这些人买不起车，或无法承担邮费，只好坐乘坐公交系统。可以设想，一旦其经济环境改善，就有可能摆脱公交系统。

三）公交系统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城市延伸带来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低密度发展使建筑物之间相隔很远，大大增加了交通成本。这样的城市居住起来也是很昂贵、很不方便的，对于穷人来说。他们的负担要更大，收入不高，还需要购买私家车，承担燃料费用以及油价飞涨的经济风险。

因此，发展公交系统就是帮助这些穷人。对于政府来说，发展公交其实也是一种财富转移。即便公交系统要赔很多钱，也要维持、发展之，为市民服务。这是一种基本的责任，

据我看到的，在洛杉矶乘公交的占压倒性多数的是各种贫困阶层，要么就是尚无收入的年轻学生，工薪阶层很少。他们是公交系统的受益者。

四）公交系统乘客贫困化有一个问题，可能会使中产及以上阶层的人群认为使用公交系统不但可能不安全，而且还有不好的象征意义，是一种不光彩的事情（存在“stigma”)。在英国就有这种情况，但成因有所不同：撒切尔说，一个男人如果到了多少岁还在乘坐巴士就是一种失败。这使许多人不愿意乘坐巴士，觉得这象征贫穷。在洛杉矶这样的地方，公交尤其可能和贫困挂钩，政府需要努力改变公交的形象。

五）洛杉矶市中心(downtown)，也就是CBD：基本是单一用途的地区，白天是写字楼，到夜晚，工作者会乘车返回郊区的家。留在downtown的基本上只有无家可归者。夜晚，在downtown里行走感觉很不安全，除了无家可归者（数量很大）之外，街上完全空无一人，一片萧条，有如死城。即便白天工作时间时经过闹市，也发现那里没什么人气。街道上基本没有什么商业。估计白领驾车上班，在写字楼里停车，直接乘电梯上楼；中午可能驾车出去吃个饭；晚上驾车回家。除此以外，不需要和市中心有什么更多的互动：可以完全不在街道上走。生活用娱乐设施、购物区都可以位于郊区。除商用写字楼外，其他区（如civic center，包含博物馆、演出场所及政府建筑等）也是如此，都是单一用途的，没有演出活动时，或者工作时间外，也就没有人气。

由于市中心都是无家可归者，让人感觉很不安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级家庭更加会远离市中心，居住在郊区。

城市的低密度发展使人口十分分散，这也就使小商业很难发展，因为街道上没有什么人来往，没有客流。对于经济收入较低的阶层而言，开一个小店是理想的方式，但在低密度城市里，这就变得很难，因为成本太高、效率太低。所以，这种规划也不利于低收入阶层创业，遏制entrepreneurship。

六）世界只能容许一个美国。城市延伸首先是一个美国现象：私家汽车允许人们搬到郊区去，追求更大面积的住房并贴近自然。这一现象也在欧洲不少地方出现。这种生活方式非常昂贵，首先就是耗费大量能源，带来空气污染。如果能源动力没有重大革命，仍然要以来化石燃料的话，城市延伸和郊区化不可能在全球进行。设想如果中国像美国一样出现大面积郊区化，人均拥有私家车不断上升，人均污染排放不断上升，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所以美国率先发展了，其潜在的代价是其他国家很难在按照这个模式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规划者来说，需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警惕城市延伸和郊区化的现象。

当然，能源动力确实可能出现革命，出现更清洁的能源。

七）关于洛杉矶的一个研究。作为一点参考。近日，布鲁金斯研究所发现，洛杉矶大都市区是美国大陆内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最低的城市。乍看上去，这个结论让人吃惊，因为洛杉矶素来被认为是汽车最多，最不环饱，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怎么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又最低呢？《经济学人》杂志做了分析，其一是气候因素：十大排放最低的城市里有六个在西岸，主要是因为大平洋沿岸的良好气候，既不需要使用什么暖气，也不需使用什么空调，这就大大减少了能源使用及排放。（请注意，这里就没有包括城市延伸和郊区化带来的效应）；第二，排放较高的中西部地区大多用煤发电，而洛杉矶较少。煤会产生大量排放，远不如天然气之类的能源清洁。（这里也没有涉及城市延伸和郊区化带来的效应）；第三，洛杉矶的延伸不如人们想象的严重，因为大量的西班牙裔移民居住在位于近郊的盒子式低层公寓（"dingbat"）里。（移民改变了城市格局，在不进一步延伸的情况下增加了人口，这就提高了人口密度；另外这些人大多收入较低，很多在贫困线之下，必然也更多地依赖公交；他们更容易受到高交通成本及公交不方便的困扰）。第四，如果把腹地地区也包括进来，纽约、波特兰等城市的延伸更为严重，其郊区中占地达半英亩的大型房屋比比皆是，但在南加州比较罕见。文见http://www.economist.com/world/na/PrinterFriendly.cfm?story_id=11455791

地震与危机领导

Sat, 31 May 2008 07:05:00 GMT

首先，沉痛哀悼汶川地震中的死难者！

由于本人前段出游在外，上网不便，未能及时跟进这一事件。这里，只准备借此写一下危机中的领导力(leadership in crisis)问题。

危机领导力是一个重要议题。它是灾难出现后整个紧急应对的重要部分。与主要与制度、计划相关的紧急应对/危机处理体制不同，它还涉及到领导人的领导力(leadership)问题——灾难出现时，领导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公开场合下对问题持什么样的姿态？发表什么样的讲话？在什么场合中出现，从事什么样的行为？如何把握与媒体、公众的关系？这些都与稳定民心，调动民众，领导整个救灾应对活动息息相关。上述的领导力与领导个人的能力、性格特点、个人魅力都有关系。同更广泛意义的领导力一样，这种领导力可能有部分因素是可以在后天习得的，但也有部分因素是先天的。有的人可能天生善于把握时势，成为危机中的领袖，

这次救灾中，温家宝总理的表现到目前为止非常出色，应该得高分，在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危机领导力训练中，以朱利安尼处理9/11恐怖袭击事件应对为典型成功案例，介绍危机领导力。温家宝的表现出色，完全可以成为这样一个案例。

在灾难出现的时候，特别是造成巨大伤亡的重大人为、自然灾害中，民众需要什么？

受灾者及国民往往感到恐惧，无助、孤独、绝望，需要抚慰。

- 获得大量的信息，了解现状——发生了什么？有多少死伤？情势如何？是否在控制之中？未来势态发展如何？

- 有人站出来，给予民众指导、抚慰、鼓舞，告诉人们如何面对陌生的、恐怖的形势

可以看到，危机的时候，人们希望有一个人能站出来统领一切，说出人们期待听到的声音，给予人们一种向上、向前的力量。在危机的时候，领袖的这种力量至关重要。在伦敦遭受纳粹空袭时，丘吉尔鼓舞了英国人民；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的时候，朱利安尼市长鼓舞了美国人民；在四川大地震时，温家宝总理扮演了同样的角色，鼓舞了中国人民。

这种领袖力量在灾难的初期尤其重要。

以丘吉尔、朱利安尼和温家宝为例，可以总结出一些危机领导力的重要因素，或规律，对未来的危机其借鉴作用。这些经验也可以为政府、企业和其他面临危机的组织所用。

因本人学过肯尼迪学院的案例，比较熟悉朱利安尼的例子，因此将以朱利安尼的例子为主。朱利安尼在9/11后成为美国的英雄，被称为“美国的市长”，是他鼓舞了美国人团结起来应对灾难。这里大家可以自行对照参考温家宝的表现。以下谈不上是什么“原则”，而是一些值得参考的做法。（注：本文并不讨论具体的救灾体制，而是领袖个人作用）

■ 以救死扶伤为第一位。有媒体称中国这次“以人为本”指导下的救灾是遵循“普世价值”。大灾难出现时，一个政府的职责当然应该将保护民众作为第一使命。9/11袭击后，朱利安尼接受媒体访谈时，反反复复强调当前的第一任务是“救出更多的人”。他试图传达这么一种信息，就是现在什么都不谈，比方说不要谈死伤可能有多少——先救人，而且要尽一切可能救更多的人。温家宝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这就传达了老百姓希望听到的关键信息。这种话一定要明确说出来。

■ 及时提供大量的信息。老百姓——无论是受灾群众还是其他国民，都希望获得关于灾难的最新信息，而且希望直接听到国家领袖的声音。政府需要及时的以各种渠道提供全面信息——目前发生了什么，形势如何，趋势如何（包括政府不知道什么）；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政府是控制着形势的。老百姓也希望看到客观的、全方位的报道。在9/11事件后，朱利安尼在布什之先，第一个站出来对纽约乃至全美国人民讲解现状，提供信息，给事件定下基调，也因此一下成为最高领袖。这次四川地震后，我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发表了讲话，传达信息；同时，以中央政府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定期发布更新信息，并在官方媒体上第一时间跟进，对救灾情况做全天候报道，这些都是重要进步。

■ 领导人诚恳、真实的态度。9/11事件中，朱利安尼得分的一个关键是他从来没有掩盖自己的真实情绪：他反复在媒体面前描述这次袭击是多么的恐怖，前所未有的恐怖，称不敢想象可能出现的巨大的死伤数字。在被媒体问到一些政府当时还未获得信息、并不了解的情况时，朱利安尼甚至敢于回答“不知道”，这时候，这种坦率地回答反而给他加了分，让人们感到领袖是诚恳的。民众其实并不希望领导发布脱离现实、脱离自己真实情感的一味正面的信息，或者说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东西；相反，他们欣赏领导人坦诚的态度、直面现实的勇气。在大地震时，领导也应强调灾难的严重性。而如果领导人敢于承认自己不知道的信息时，也可能使群众感觉领导人在说真话，并在今后增加对其发布信息的信赖度。

■ 温情。民众还希望看到领袖温情的一面。在灾难面前，人们希望看到的是能在巨大悲痛面前动容、落泪的领袖，而不是完全理性、冷漠、无动于衷的领袖——哪怕临阵指挥十分得力。朱利安尼在9/11事件中充分表达了这种温情；温家宝也在地震受灾现场落泪。不过，领袖动容要有度，不能过度悲伤，如果哭得厉害，会让人觉得领袖太过情绪化、脆弱，不够坚强、坚定；自己悲伤，也就难以鼓舞人心，给予他人勇气。消极的情绪还很有感染力。总之，领导要动容有度。结合上一条，老百姓希望在领导身上看到与自己相似的东西，证明领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是人民中的一员，但他也有一些超脱的东西，证明他是坚强的领袖。

■ 领袖以身作责，甘冒风险，深入到第一线。人们希望看到的领袖是深入到第一线的，而不是坐在安全的指挥室里。到了第一线，领袖才能真正深入到群众中，直面并分享受灾者的体验，同时也承担一定的个人风险。人在9/11事件中，朱利安尼一直在世贸现场附近指挥，在危险的前沿，确实冒着生命危险；在这次汶川地震中，温家宝也冒着危险，持续多日在第一线指挥。人们希望看到这种以身作责，敢于承担个人风险的领袖。他们能在危难之中给予人们巨大的鼓舞。

■ 时时能看得见的领袖。在灾难出现时，群众时常希望看到领袖出现；领袖要出现在第一线指挥，要时时发布信息。领袖的不断出现能给人们传达信息，即领袖在投入资源应对危机，这能稳定民心，鼓舞士气。因此，在9/11后，朱利安尼频繁地参与各种与灾难应对相关的活动，通过媒体把自己的活动、形象传播给全纽约、全美国；在中国，遭遇地震这样的重大灾害后，负责领导也必须经常露面，保证人们可以看得见领导。然而，如果领导出现过多，或者在媒体报道上过度以领导本身为中心，而非事件为中心，则可能引起反弹。因此，领导出现的时机、场所、形式，传达的信息，是微妙的公共关系，需谨慎处理。

■ 发布积极的、正面的、鼓舞性的言论，给人们以勇气、乐观、信心，坚持应对灾难。大灾难出现时，人们希望有人能站出来说，事态是在控制之下的；政府已经采取了各种具体措施应对灾害，稳定人们的情绪，给予人们信心。在危难之时，成功的领袖必然善于发布这种信息。9/11事件时，朱利安尼对美国人民说，“我们比任何一个野蛮的恐怖主义组织都要强大得多。我们的民主与法治，我们的力量与保卫我们自己的意志，将保证我们的最终成功。”这里，表达了对恐怖主义者的不屑，表达了灾难中的自信，及对未来的信心。这句话在当时极大的鼓舞了美国人。另外一种鼓舞使呼吁人们回到日常生活中去。在二战不列颠战役时，丘吉尔就呼吁伦敦人回到日常生活中去——该干什么干什么。这是一种惊人的乐观主义、勇气。朱利安尼在9/11时也加以模范，呼吁美国人回到日常生活、工作中去：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该出去吃饭的出去吃饭，该购物的购物，和原来一样。朱利安尼认为，在危机中，能伟大的领袖敢于，也能够鼓励普通人回到日常生活中去。在四川地震的例子里，恐怕直接受灾人员很难现在回到过去的生活里。但领袖可以鼓励其他的国民回到日常生活中去，包括继续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而努力学习、工作，举办奥运；对一些受到波及的地区（比如临近的其他相对安全的地区），可以鼓励人们继续工作、学习（如学生继续准备高考）；对受灾群众，则鼓励他们有乐观的心态。

温家宝在这次抗灾中有一个成功的经典事例：他在视察北川中学安置点时对学生们说:“要昂起不屈的头颅，挺起不屈的脊梁，燃起那颗炽热的心，为了明天，充满希望地向前迈进!” 并在黑板上写下了“多难兴邦”四个字。这里传达了充分的正面信息，并鼓励学生们继续回到学习生活中去，为未来奋斗。“多难兴邦”更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巨大乐观精神。

■ 回忆过去的艰难时世。领袖能够带领人们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让人们理解，灾难并不是只降临在自己的头上——过去的人们也面临过灾难，对抗过灾难。9/11时，朱利安尼反复对纽约乃至美国人民说，现在经历的并不是最可怕的：这种恐怖的灾难事件在过去也有过，比方说二战中英国遭到纳粹空袭（不列颠战役）。最后，英国人民英勇抗争，取得了胜利。朱利安尼鼓励人们都去看这段历史。这种做法能够给人们更多信心。中国领导人也可以引用过去抗灾的事例，比方说唐上地震后人们抗灾的经验、精神，以及引用其他的灾难应对事例，来向灾民及更广泛的国民表达这样一个信息：灾难过去有过，人们经历过，今天也一样可以和过去的人一样勇敢面对。

■ 呼吁人们承担职责。丘吉尔在二战时曾以激动人心的演讲号召英国人对抗德国纳粹：“如果我们能够站起来抵抗他，那么整个欧洲都可能被解放。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整个世界，包括美国，包括我们所有知道的与关心的一切，都将跌入新的黑暗世纪的深渊……因此，让我们勇于承担起我们的责任。如果大英帝国及其联邦能存在一千年的话，人们仍然会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这句话成为历史经典。地震灾害之下，领袖也可以呼吁人们（包括救灾人员及乃至社会各界）勇敢的站出来，响应号召，承担职责，而把个人利益暂时放在一边。

■ 表扬正面例子。危难出现时，人们需要正面的榜样。在救灾中，他们就是英雄。这包括舍生忘死去救援的人，比如那些为救孩子付出自己生命的老师，或跪着请求“多救一个孩子”的士兵；各国、各界的捐赠者、志愿人士；顽强存货的幸存者（如“可乐男孩”）。领袖可以亲自参与歌颂正面事例。同时，要严厉批评负面例子（如擅自挪用捐款、援助物资者；对倒塌的教学楼建筑不合规负有责任的有关人员等）。

■ 媒体宣传的运用。在灾难出现后，一方面，需要有一定个人魅力的领袖去做上述提到的许多事，也需要有媒体、渠道能够将这些行为报道出来，否则的话即使做了也不会有广泛的影响。政府和媒体（包括运用官方媒体，以及与非官媒体与新媒体）的交流、互动是至关重要的。朱利安尼即非常精通于在危机中运用媒体，在媒体前表现自己，在合适的时候，传达自己希望传达的信息。危机领导中，尤其需要处理好对媒体的运用，以及对民间舆论的把握、引导：在什么时候，将什么样的信息以什么样的方式通过媒体传达出去，影响全国民众乃至境外人士。

根据以上提到的问题，温家宝在本次地震灾后应对中的个人表现出众，应该得高分。他在危机中成功的施展了领导力，鼓舞了国民士气，赢得了海内外人士的高度尊重，是赈灾的精神支柱之一。应该可以把他在震后一两周的所做所为写成一个不错的危机领导案例。

美国基层政府考察

Wed, 07 Nov 2007 22:21:37 GMT

美国基层政府考察

今天随两位国内官员到麻省的一个镇（town）考察。这大概是美国地方政府中最为基层的一级政府了。这次考察是了解美国地方政府运作的一个绝好的机会。

该镇名为Westford，建镇于1723年；镇的行政区划均为当年历史沿革下来的。目前全镇人口25,000左右，地域30平方英里。

我们来到镇政府(Town Hall)，同镇经理（Town Manager）进行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他向我们介绍了镇运作的方方面面。

镇经理

镇经理Ledoux先生是一个从事市镇管理工作的职业经理人。与在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一样，他们从事的也是职业经理工作，只不过管的是市镇，而非公司。Ledoux先生在此行已有三十多年，来到Westford已八年。他拥有一个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

他是ICMA协会的成员。前不久，还获得国际市镇经理人协会（ICMA）颁发的证书，祝贺他工作满三十年。该协会虽有“国际”字样，但总部在美国，且绝大多数的成员都在美国，都是管理市镇的职业经理。在英国、澳州、加拿大也有少部分成员。

要当镇经理并不需要什么执照，但需要硕士以上文凭。ICMA提供一种资格考试，但不具任何强制性，不是什么上岗的前提。参加、通过考试者，大概在招聘者眼中认为水平更高。

镇政府的体制

该镇采用美国新英格兰独特的镇治方式，比较接近于公司运作，同时镇民享有高度自治。

镇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所谓的镇民大会(Town Meeting)。Westford采用公开的镇民大会方式(Open Town Meeting)。在每年五月的第一周召开，向全体镇民开放。每到此时，镇里的四到五百名热心人士就会参加，畅所欲言，讨论镇内的公共事务。镇内的所有立法/法规、预算都需要镇民大会来通过。这实际上是一种直接民主的治理形式。

镇民大会还会选举出一个行政委员会(Board of Selectmen)，成员称行政委员(Selectman)，共五到六名（数目记不清了），负责监督镇内的日常公共事务。他们有责任聘用镇经理、监督其绩效、建立基本的法规制度等。行政委员实际上是业余的、公益性质的工作。行政委员基本不拿任何报酬，只在工作之余代表其他居民关心公共事务。

由于行政委员会的成员都有其他全职工作，他们并不直接负责处理镇政府的日常事务。他们将通过对外招聘，聘用像LeDoux这样的职业经理人，作为镇经理，管理镇内的各种事务。这包括消防、治安、环抱、公路维修及基础建设、垃圾清理、图书馆、税收及财政开支、社区支持、监督镇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等一系列问题。镇经理对行政委员会负责，每两周要向行政委员会汇报一次，听取后者的意见；同时，每年还需在镇民大会向全体镇民汇报，接受批评与建议。

镇经理的工资很高，有好几十万美元（可能有三十万以上），任期三年。如果别的地方待遇更好，镇经理完全可能在任期结束后离开。镇经理不属于公务员队伍。

镇经理与行政委员会的关系比较接近于公司里首席执行官与董事会的关系。行政委员会任命镇经理，并监督其工作。

如果镇民对镇经理有什么要求，即可以直接找镇经理，也可以通过行政委员会。打个电话或写信给行政委员，他就必须给予回应，并把情况反映给镇经理。

行政区划与责任

麻省有数百多个市镇，但基本上没有县(County)一级的政府，因为人们发现县一级政府基本不干事情，所以在15-20年将之废除。现在，县政府在麻省名存实亡。

各市镇都是高度独立、高度自治的，一种真正的民治模式。市镇要对其领内的大多公共管理与政策（如教育、治安、消防等）承担责任。

地方政府不对州政府负责，不存在什么上下级的行政关系，这点和中国的地方政府完全不一样（美国的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关系与中国的中央与省政府的关系不一样；美国的州政府与其县、市镇等基层地方政府的关系，与中国省政府与市县镇等基层地方政府的关系也不一样；此外，美国的政府间关系因州而异，差异很大）。镇政府一般只有有需要的时候，比如需要资金，或者需要其他的帮助时，才会到州政府，平日不登门。

镇政府里各自的部门也是独立的，仅受镇政府指挥，基本不存在什么来自上级的条条控制。据镇经理说，只有极个别部门除外，且也是在一些特殊政策问题上；比方说镇政府的卫生部门，在免疫等问题上要执行一些州政府的政策规定。

（补充一下：美国的联邦政府及总统对绝大多数普通美国人的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在绝大多数的日常生活中，只需要根市镇政府打交道。一个著名教授曾提到，美国政府政治所最不为人了解的一点其实是：总统的权力和影响是那样的小。联邦政府的权力非常有限，受各种法律制约；在美国总统提出的预算中，每年至少有95%都是各种法案规定、约束、基本一成不变的，总统基本上无力影响；

（市镇政府的这种独立性，可以说既是其独立财政税收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正因为其能依靠自己的税收来支付大多的公共服务，所以不需求助于上级政府。如果地方政府拿了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钱，就要听其指挥了，因为给钱的人对于钱该如何花总有一定的要求。只要不拿别人的钱，就能保持独立。能否实现基层的自治，关键是要财政能自立。美国基层的这种独立性自然就和中国地方政府完全不一样了）

税收与预算

镇的财政收入基本来自财产税(Property Tax)。大致的标准是，每1,000元的物业需纳税15元。比方说，你的全部物业是一栋价值100万美元的房子，那么每年你需缴纳1.5万美元的税收。你的房子值多少钱由专门的物业评估人员来估值，上报给区划计划委员会通过；如果你不服，还可上诉，有一个上诉委员会。人们一般害怕自己房屋的估值过高，因为估值越高缴税越多。

这里存在的一个潜在问题是，经济上越不富裕的地方一般来说财产税也越少，因此地方政府越穷。又因为地方政府要负担地方的公共服务开支，那么穷的地方投资教育等公共服务的资金也就越少。但是，这其中的部分可以通过州政府的转移支付来缓解。

据说，这种缴财产/物业税的办法来自封建时代的欧洲：过去，只有富人才有物业——庄园、土地等——因此自然也认为他们是纳税主体，以其物业的价值来课税。

镇政府拥有自己的税收部门，只负责缴纳自己的税收；州政府另有一套系统、人员。

预算

除了税收以外，镇政府的另一部分来收入其征收的各种费用（如各种许可证费用）。税、费，即为镇政府自来自本镇自身的财政收入。

镇的财政收入每年有5500万美元左右。但总支出大约为8500万，其中的差额部分大多为州政府转移支付，其中大多投向教育。

开支方面，镇政府预算中的一半以上是教育，占了大头；其他主要支出包括消防、警察、图书馆等。在问到行政人员的开支时，镇长回答约为75%。后经了解得知，教师、警察等人员开支都包括在行政费用上。

镇长提到，该镇的增长速度很快——是麻省增长速度最快的镇之一。在过去八年内，新增了两所小学，一所中学，还扩建了其高中，这就需要大量资金。不少建设费用来自州政府的转移支付。当被问到如果许多镇都出现这种快速增长的情况时怎么办时，镇长表示，州政府也可能出现财政困难，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出现过两次，一次是93年，一次是03年。在出现这种情况时，州政府将不得不减少对地方的支付；同时，地方自己也会意识到这一情况，不得不减少开支。

他说到，过去的一个州长是共和党的，希望减少开支，因此砍掉了一些资助项目；当时，他和镇的关系比较紧张；现在的州长是民主党的，又恢复了很多项目，和镇的关系很融洽。

另外一种融资方式——比如道路修建及其他一些基建项目——镇政府的办法是找投资银行帮助发行债券（偿还期一般在二十年以上）。这样，每年镇政府只需要偿还一定数目的利息与本金，财政负担不会很大。

（这里我稍微补充一下。美国的州在向地方进行转移支付时，往往起到一个的作用。州可以制订一系列的公式（真正的数学意义上的公式），把人口、收入等各种变量考虑进来，然后计算每个市镇应该获得多少。对穷的地方可以多补贴，对富的地方少补贴。另外，美国地方政府在制定其财产税率上几乎有完全的自主权。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既然采取居民自治，自订税率的方式，那么为什么居民会有动力去交税，而不一味的主张降低税率呢？肯尼迪学院的Elaine Kamarck在课堂上提出过一个解释：美国人绝大多数拥有房产。房产的价值就是由附近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所决定的；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又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依赖的正是财产税。据一个调查显示，在华盛顿，一个拥有好校区的地区的房价要高于一个没有好校区的地区，差额达五万美元。因此，一般美国居民意识到，一但税收下降，公共服务质量下降，那么其房产就要贬值。因此，他们普遍能够接受一定的税率，尽管在历史上不断地出现各种要求降税或增税的政治运动，但整体而言对税率的影响不会太大，该交的还是要交的。教授指出，这是公共部门的政策转化为可以在私人市场上直接估值的价值的典型实例）

教育部门的行政

如前所说，教育是镇政府开支的大头。且教育系统比较特殊：所谓的教育局局长（School Superintendent）不对镇经理负责，也不对行政委员会负责，而对专门的镇教育委员会负责。教育委员会成员也是民众选出的，这些委员在对外聘用教育局局长。其机制和镇经理的聘用类似。教育局局长工资相当高，据说年薪三十万美元以上。

治安部门的行政

小镇有自己的一套警察系统，警察都直接编制于小镇，属于小镇的公务员。这点让国内的领导比较惊奇。

土地与规划

全镇大约30平方英里的土地，大约10%上下为镇政府拥有，其他皆为私有。镇政府的土地都是根据一个土地保护法案来购买的，其购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然环境，维持一定的未开发土地。这些土地要么是树林，要么是湖。镇长给我们看地图，基本上都是绿色、蓝色的地区。

根据法律，这些镇政府购买的土地也是绝对不能用来做任何用途的开发的。

镇政府从每年的财政收入中划出一笔钱，作为购买私人土地的资金，其数额大约占到每个纳税居民交给镇政府的税收的3%左右。

镇政府对全镇土地有严格的规划方案，如某的地区只能有单幢家庭住房，有的地方为商业用地，有的地方为工业用地等。开发商欲开发需获得规划委员会的批准。

公众（镇民大会）也可以影响这些规划，因为所有的规划方案都需镇民大会通过。

私人

当前，许多政府流行把部分的公共服务承包/外包给私营部门的做法。然而，在麻省的政府很少采用这一做法，因为根据某条法案（名字忘了，应该是保护雇工利益的？），如果政府需要找私营部门来做的话，要付给比市场价格还要高的价格（有时高达四成）。因此，与其外包出去，还不如自己做更便宜。

工会

小小的一个镇，有七个工会。教师、警察、消防局、图书馆，路工，都有自己的工会。当然了，镇经理不属于任何工会，但是镇政府的中层领导（比如部门经理）可以隶属于工会。

年度报告

最后，镇经理送了我们一人一本镇的年度报告，内有有关镇治各项问题（如预算开支、各个部门与政策）的详细报告，印刷精美，厚达200多页。

结论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两万多人的小镇治理得井井有条。最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基层镇政府的高度自治性，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民主模式——任何成年镇民都可以自由参加的镇民大会直接评议并影响镇内的各种公共事务。小镇的经营也更向一个公司。整个治理模式高度的有序性与民主性不得不让人感到惊讶。真正的美国并不仅在外国人容易接触到的外交政策、总统选举或者好莱坞等等，而在其草根，在其公民社会所真正扎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