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地洞★: Opinion

也谈奥运: 举国体制与大国优势

Sat, 30 Aug 2008 06:41:17 GMT

和往届奥运会一样，中国的举国体育体制又成了流行话题，我也发表点意见。

中国的以夺取奥运金牌为目标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成功让一些西方人很不安。训练有素的国家计划下培养的运动员击败了以自发为主、向往奥运“业余精神”的西方运动员。不少西方人（包括网络和媒体）也倾向于发掘甚至想象中国“夺牌背后的阴暗面”，如身为发展中国家，却由国家主导花大钱投资无群众基础的竞技体育；运动员生涯艰苦——从小到大，为了完成政治任务一般的体育使命，而被训练成剥夺人格的竞技螺丝钉。这样的叙事很能满足他们的意识形态需要。帮助他们在心理上贬低中国取得的一切成就。网络上一些人还煞有介事的把中国和外国的体育竞技对抗上纲上限到“专制与民主”的标准。

这次奥运会中国代表队取得的成功又让人们热议举国体制。许多人开始承认它的优势。

以下是我的一些看法。本人的分析主要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层次的，不谈政治。

计划对市场

首先，没有必要把中国和西方体育体制的竞争政治化。这和什么专制和民主都没有关系。但可以说是“计划对市场”：中国是计划的典型：由国家统一进行发展规划，资助具体项目竞技体育的发展，以期在某些赛事上取得好的成绩。这样的体制，目的性、计划性和效果可以极强：我们可以发展特定的、没有实际群众基础但有可能建立竞争优势的项目。举国体制就是计划体育。

西方国家（以美国为典型）的体育更多的是自发的，以群众体育为基础的，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划。资助体育的是各种社会团体，包括学校、企业等，并没有什么统一的夺取奥运金牌的目标。优秀的运动员往往是从日常生活中的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中产生（在美国，往往是通过学校体系，尤其是大学体系），之后再参加奥运。另外，运动员业余性比较强，如大多有大学学位（或是在校学生），除了体育外还有副业。这种体制就是市场体育。

两种体育哪个表现会更好呢？取决于两种体制比赛的规则。目前这个规则就是奥运会的金牌/奖牌榜。如我之前的文章所说，奥运会的奖牌设置是非常不平衡的：一个项目的奖牌设置多少和这个项目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权重没有什么关系，而更多的是由项目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如柔道有14面金牌，因为我们不能容许不同重量级别的人相互搏斗，所以设了7个重量级；而足球这个超级体育项目，却只有2面金牌。奖牌数目和项目的重要性没有任何关系。这样一来，如果要按照奖牌榜排名来衡量成绩，那么就应该大力发展那些奖牌数目密度较大的项目，避免发展那些耗费人力但没有多少奖牌的项目。要在奖牌上表现得更好，就需要良好的规划，合理调配资源，以取得最好成果。

显然，市场体育没有什么统一规划，也没有什么统一的目标，有极大的盲目性。大量的资源被分配到优势不大，或者回报不高的项目上去；从每个运动员的个人角度来讲，也不是每人都把所有精力都放到体育训练上（比如还要念书，还有主业），未能充分投入。那些比较艰苦的项目，如中长跑，则很少人有人愿意练（结果被东非人垄断）。因此，这种自发、盲目的体制是很难在奥运会奖牌榜上取得好的成绩的。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居然还能取得一百多枚奖牌，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综合体育能力强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地步。这还不说每天他们都有极大的社会资源被耗费到毫无奥运奖牌回报的项目上——美式足球、棒球（将在下届奥运取消）。棒球项目还不派最好的球员来参加，而篮球项目也就是近十几年才有职业球员参加。

相比之下，中国的计划体制就有极大的优势了。体育是自上而下规划出来的。我们可以利用有限资源，集中优势兵力发展那些奖牌密度最高的项目（即竞技内容有高度细分的偏重个人的项目），进而在全民体育投入（也就是中国和美国的人均体育投入）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取得很好的成绩。

我这里还要提个建议，中国应该减少对那些即没有群众基础又没有奥运夺牌意义的团体球类项目的投入。这包括手球、曲棍球、水球、棒垒球等。想想，把这些投入省下来可以干多少事情。而把这些运动员训练成那些优势项目的运动员，又会产生多少“冲金点”呢?

我认为，很大程度是由于奖牌榜本身的特点。计划体制比市场体制在这种竞技体育上更有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和国家的综合体育能力基本毫无关系。它更多的是反映一个国家愿意不愿意调动资源去迎合一个既定的游戏规则。

运动员也基本上是自愿的

一些西方人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觉得中国的运动是在如何如何压迫的体制下生活的，好像他们从小就被迫发展体育生涯。其实并非如此。我认为大部分的运动员是自愿的——当然，我这里说的“自愿”，可能只是小运动员家长的意愿，我的意思是，他们并不是被国家强迫而参加到这些体育项目中的。如果他们执意要退出，难道国家能制止么？更多的还是所谓的“路径依赖”——走上了这行就难有回头路。

一个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介入特定的体育，参加特定的体育，是和他的经济收入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一个过着健康学校生活，下课时到篮球上上打球，和一个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去练习某种非常艰苦而且普通人在平常生活中根本看不见的运动，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者是一种职业选择。他们希望通过以这种方式介入体育，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体育的吸引力在哪里呢？首先，职业运动员有一定的待遇，他们的生计由国家资助；其次，如果训练成才，获得成功，取得冠军——甚至是奥运金牌，则将可能成大事业。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还十分落后。这样的选择对许多人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运动员不失为一个好的职业，不失为一个改变一生的机会。所以，他们以这种方式介入了体育。

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运动员是不爱自己的体育项目的，但这种有关职业规划、物质回报的想法，也是一个既现实又关键的因素。巴西很多小孩从小踢足球，也是为了能在未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们假设，中国的经济水平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了，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成功的机会更多了——比如说通过职业/高等教育，掌握一技之长，在社会上谋生，那么职业运动员的吸引力也就相对减小了。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在这个社会里，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就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那么很多人也就不再愿意去从小练习那些十分艰苦，回报一般，竞技尚未职业化（即不能用以谋生）的体育项目了。作为一个80后生活不错，有所保障的城市中产阶级父母，除非孩子有异常天赋，我想很少人会希望他/她从小训练，将来成为职业运动员。这就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变迁。到那时，要吸引人去训练某的项目，只能给予更好的经济、社会回报与保障。

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很不平衡，人均水平仍然很落后，而竞技运动员的相对待遇和回报还不错，所以，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将有源源不断的年轻人会投入到许多最艰苦但回报有限的项目中去。这个道理和中国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继续享受廉价劳动力一样。国家资助的体育 + 大量的人力资源 + 落后的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当前的体制可以继续下去。

既然运动员有这种自愿性，也就没有什么太多好说的了。这只不过是中国时下另一个艰难的职业选择而已。相比许多其他职业，这可能还是一个不错的出路。因此，这是我们的国情决定的。

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

如果我们认定最大化奥运会奖牌数目为目标的话，那么计划和市场都只不过是手段而已。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力决定如何去调配自己资源，投入到某的它认为有价值的公共事业中。这里，只要解决了程序问题，其他问题也就都解决了。比如我们是一个决策非常民主、透明的国家，而体育确实被人民视为是一个有益的、需要国家资助的公共事业，同时合法选举的立法机构审核并通过了体育预算，那么这样的机制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从结果上看，计划体制本身没有错误，有问题的充其量是程序是否有充分的合法性，也就是民意能不能在预算决策中充分反映。

其次，计划和市场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或专制或民主都没有关系。这完全可以是一个国家人民共同决定的调配资源方式。西方民主国家也可以用计划体制。奥运会前《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有趣的报道<The New Gold War>（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1763204928806141.html?mod=googlenews_wsj），说德国又开始采用东德时期的举国体育体制，以图增进体育成绩。文章说，在近年来看到德国的奥运奖牌数下降后（德国雅典时排第六，而东德在汉城奥运会排第二，仅次于苏联，西德在汉城奥运会排第五，两德合并后，奖牌数超出首名的苏联10张！），德国人忍不住了，开始重新借鉴东得的体制，重建“共产主义式的体校体系”。政府投入了数亿美元，在指定的学校改建游泳池、单车训练场及训练馆；每个学校都专注于某种特定的有夺牌潜力的体育项目。同时只录取有夺牌潜力的学生。德国的目标就是在未来奥运会上夺更多的牌。在这样的民主国家，怎么调配资源完全是纳税人的事情。举国体制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韩国使用的应该也是类似的体制，规划也十分成功，基本集中在奖牌密度大的项目里。

大国优势

大国优势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物力资源，二是人力资源。

物力资源：如果一个国家非常热衷于竞技体育项目，那么民众可能愿意对之投入大量的经济与社会资源；而如果国家的人口非常众多，那么集全国之力，平均起来只要每个人出一点钱，就可以资助非常庞大的体育训练计划（和军事很相似）。

人力资源：一个国家如果人很多，那么可以很容易的找到很多人去练习不同的项目——甚至覆盖所有奥运竞技项目。中国就是这样。如果一个国家人口小，则只能集中发展个别项目——往往是签字的优势项目，也有一定的历史群众基础。做一个其他领域的：一个国家人口多，就可以培养涵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语种的语言人才，加入外交系统服务。这对了解其他状况、发展多边关系有很大优势。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小，比如只有几百万人，就不可能对这些事情投入这么多人力。

如果一个国家是比较富庶的，人口也很少，那么那些愿意把回报有限的、未充分职业化的竞技项目作为职业选择的人在总人口中肯定非常的少。如果要资助人们去投入到这些项目中，就需要国家或社会提供足够的经济资源，为这些职业选择带来较高的物质回报以作为激励。这就取决于这个国家或社会是否对竞技体育或这个特定项目有这么大的兴趣。同时，这样一个国家不可能投入到太多的项目中去。如立陶宛，人口337万，世界排名130，但蓝球打得很好。因人口资源有限，这个小国就很难在许多其他项目发展得很好了。（何况篮球是个职业化非常强的项目，物质吸引力较大，还不需要国特别的资助）；牙买加人口280万，世界排名138，田径的短跑项目较好。同样，这个小国很难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去发展其他项目。

在一个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落后的大国，这种问题就很小。首先，如前所述，只要提供还可以的相对回报，你总能找到足够的人去投入到这些项目；其次，一个在某一项目潜在夺牌能力很强的的体育竞技计划也许只需要几百或几千人力资源的投入；而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这样一个计划可以获得将近10多亿纳税人的集体资助。人口、物质方面的阻滞因素很小。

所以，奥运会是极能体现大国优势的。在其他条件都相等的情况下，国家越大，人口越多，越有竞争优势。

我们这里忽略了的是文化方面的因素。有的国家整体不太重视奥运竞技，和文化习俗观念有关。如一直以来，阿拉伯穆斯林和南亚国家表现都很差，取得的成绩和其人口不成比例；奥运会更多的是欧美、东亚、拉美和部分非洲国家（在部分项目上）的竞争。这和这些国家的文化和重视程度有关。印度虽然人口庞大，但这个国家并不重视奥运竞技体育，每次奥运会成绩都很差。如这次只派出了50人的代表团，获得1金2铜，在金牌榜上排第50，奖牌榜上排第51，恐怕是人均成绩最差的国家。如果它更重视发展竞技体育，甚至全面复制中国这样的举国体制，则一定会在未来取得很好的成绩。

综上所述，奥运会存在结构性偏见，有利于人口大国。大国取得良好的成绩那是应该的。人均夺牌数这个指标也是一定意义的。

举国体制也不是在什么项目都有优势

举国体制不是什么项目都有效。比如在市场化、职业化程度高，有丰富群众基础的团体球类项目上。最典型的就是足球。

《经济学人》在2006年6月8日发表过一篇文章《Why the World Cup is better than the Olympics》（世界杯为什么优于奥运会）（http://www.economist.com/opinion/displaystory.cfm?story_id=E1_SDPRJPD)
就表达了这种观点。该文很有趣，值得大段引用。文章指出：

“世界杯激动人心的原因之一，在于和奥运会不一样，它很难由政治力量操纵。在其漫长的历史上，奥运会上的成功通常是一个衡量全球政治力量的比较准确的指标。1936年，德国居于奖牌榜首位，反映了纳粹政权日益增长的力量；冷战时期是美国与苏联的竞争。两国夺取了奥运会上的大多数奖牌。2008年北京奥运会则可能出现一个新的战场，即中美争霸。”

“相比之下，世界杯有其自己的一套体系，让人高兴的是，它和全球政治秩序没什么关系。只有一个超强力量——巴西。意大利、法国，虽然在现实世界里注定要衰落，却仍然能在足球场上称雄。足球场上也还有新的力量，很可能是来自非洲，而不是亚洲。美国会严肃应对世界杯，但没人指望它会赢。中国人虽然对足球很有激情，但连预选赛都没能通过。”

“足球的力量体系较好的反映了这种竞技的特色。尽管世界冠军是一种极大的荣誉，但是一个有决心并且资源丰富的政府却极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去创造一个世界杯冠军队伍。诚然，意大利人在80年代努力地做到了这一点；1978年阿根廷的获胜也得到了当时军政府的大量支持。然而在今天，一个统治者想要求他的下属创造一个能击败巴西的球队（甚至踢出巴西的风格），注定是要失望的。”

“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区别是明显的。想想东德的机器人一样的短跑运动员、罗马尼亚的体操运动员和中国的跳水运动员在国家资助的项目下获得重大成功。相比之下，一个足球队不仅需要体育精神，还需要创造性和风格。这些都很难由一个计划体制的规划者制造出来。对足球这种运动，即便是运动吃兴奋剂也没什么用。”

“因此，每届世界杯似乎都会出现一支黑马，击败了一个更加被看好的对手。想想朝鲜在1966年击败意大利，或塞内加尔在2002年击败冠军法国队。世界杯最大的动人之处，乃在于它能给人的惊喜。也也是为什么在无数投选‘世界上最伟大的体育盛事’时，我们总是选择世界杯。”

结合我在之前的论述，可以看出，足球这种项目的特点是：

- 就是单一一个项目，各国至少都可以发展这个项目，国力影响之下的人力、物力资源限制较少；
- 相对来说比较市场化、职业化，不需要国家的特别资助和引导，所以没有相应计划体制的国家也能发展
- 有充分的群众基础——绝大多数国家都玩，是最接近“世界体育”的项目——篮球、排球等都无法与之相比
- 团体项目需要团队体育精神、创造性、风格及适应自己身体特性的打法
- 不确定因素多：从比赛过程及结果来看，足球变数较大（“足球是圆的”，“球场上什么都会发生”），11个人的一支队伍一起比赛，不可控制的变数太多

这里，计划体制及大国优势都被最小化了。

因此，这个项目创造了一个相对更加公平的平台，让全球人们来竞技。

再看奥运奖牌设置——团体球类的奖牌数极其少，每个项目男女一块金牌。而这类项目需要计划体育者投入大量的资源——尤其是在其没有充分市场化、职业化、没有群众基础的情况下。因此，以夺牌这个目标来看，这类项目很难发展，回报也很小，所以可以后发展；先发展的是那些奖牌密度高的项目。有的人说中国足球队、足协可以解散了。我看足球可以发展，因为它有群众基础，也比较职业化，它应该由社会来资助，走市场道路。在将来，也许是可以取得进步的。

奥运会金牌榜/奖牌榜究竟有多大意义？

Fri, 22 Aug 2008 17:53:41 GMT

奥运会金牌榜或奖牌榜完全不是一个衡量国家体育水平的有效指标。它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它最大的功能就是造成金牌（或奖牌崇拜）崇拜，同时为作为鼓舞民族士气（或其他意识形态）的工具，这在当代史上可谓源远流长了。

具体体育项目的金牌数目和该体育在人们生活中的权重无关

奥运会项目的设置本来没有什么拿金牌或奖牌排名的概念，因为很简单，不同项目是不可能拿来类比的。比方说，跳水怎么和团体竞技——足球相比呢？无法类比。

奥运会的制度是每次奥运会有若干种体育项目（大类），如游泳、乒乓球；每种竞技再设若干具体比赛，每个比赛都设一个金牌。根据这种机制，有的竞技项目因为具体分类比较详细，所以金牌数会非常多，比如说柔道有14面金牌，举重有15面金牌，摔跤有18面金牌，拳击有11面金牌、跆拳道有8枚金牌。这些项目金牌数如此之多并不是因为这几个项目在人类的生活中有么大的重要性，而是因为运动本身的特性——选手根据身体特征，被分成不同的重量级。显然，不同重量的人在一起比赛摔跤是没有意义的。还有的项目，比如体操或跳水，则是因为需利用不同的工具，或者采用不同的平台，完成不同的动作，才使金牌数目如此之多。这里，体操有18枚金牌，跳水有8枚金牌。另外类似的有拥有15枚金牌的射击——采用不同的器械，用不同的工具来射击。显然，这些项目金牌如此之多是因为其竞技内容的高度细分。

有的项目，比如各种球类团体项目，金牌数目却极其之少，和其在人类生活中的权重完全不成关系。比如世界第一运动——足球，只有两面金牌，男女各一面；篮球，两枚；排球，四枚。许多人认为除了基础项目之外，团体球类项目也很能反映一个国家的体育综合能力。我们把这些团体型球类统计起来：足球+篮球+排球+手球+棒/垒+水球+曲棍球，总共才16枚金牌，刚好比举重多一枚金牌，比柔道多两枚金牌！因为在下届就没有棒球和垒球了，那么下届的团体球类的项目数将和柔道一样多！

像足球这样的运动，是一方需要11名球员及相近数目替补球员参加的两方竞技的大型体育项目，在全世界范围内高度职业化，并享有极度广泛的群众基础；仅仅男子足球世界杯，就可以被视为世界体坛数一数二的盛会（或者说可以和奥运会并驾齐驱的）。而男子足球仅有一枚金牌——而光跆拳道就有8枚金牌！足球所拥有的两枚金牌和足球在各国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日常生活中的份量、投入的社会经济及心理资源完全不成比例。

个人竞技为主的小球比大球有项目设置数量上的优势，因为可以分单双打之类的。因此，乒乓球4块，羽毛球5块，网球4块.

北京奥运会共设302块金牌，我们可以再看看比重。团体球类占全部金牌的5.3%；其中，足球仅占0.66%。基础项目游泳和田径各占11.26%和15.67%。七个团体球类项目（棒垒算一家）占比仅为5.3%。如果刨去下届将被剔除的棒球和垒球，那么团体球类只占4.64%。三个个人型球类项目（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占比4.3%，接近于团体球类。

此外，柔道的比重为4.64%，射击为4.97%，跆拳道为2.65%，举重为4.97%，拳击为3.64%，摔跤为5.96%。很明显的可以看出，金牌数目的多少，是项目的特性决定的，和该项目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份量无关。奥运金牌设置的初衷是为了迎合各种项目的特征特点，并不是反映它们的相对“份量‘，并不是为着设计一个可以反映各国体育综合实力的榜单所设置的。

奥运金牌设置的初衷是为了迎合各种项目的特征特点，并不是反映它们的相对“份量‘。

中国争取武术进入奥运会未果。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武术进入奥运，那么它将是类似于体操的高度细分的项目——各种拳法、器械；男女单项和团体。根据奥运的金牌设置办法，这将是一个金牌大户；目前呼声相对较高的进入奥运的一个项目是空手道，这个项目进来了也是安重量级分，和跆拳道、柔道、拳击类似，也将是一个金牌大户。

国际奥委会还在考虑壁球。这属于个人小球，如果入围，可能有4-5块金牌；另外被考虑的还包括板球、英式橄榄球等，这些属于团体大球，最多只有两枚金牌。

所以，金牌榜和奖牌榜反映的不过是各个国家在什么类型的体育项目上的表现。中国的金牌总数多，主要是因为在高细分项目和小球项目上得牌较多。它并不反映中国竞技体育的整体能力。

我们可以看出，想在这个榜上取得好成绩，就需要加大对高度细分的个人单项项目的投资，在这方面发展、培养运动员。

一些人喜欢通过体育比较体制，包括美国人也如此。哪个国家表现得好了，就说明哪个国家的体育体制优越。由于金牌榜不能反映体育的综合能力，所以它充其量只能反映一个体制能够多有效的培养、调动资源去发展特定的项目，迎合奥运奖牌数量设置的特点。可以想见，其他条件都相等的情况下，一个由政府主导，政府出资赞助体育的国家（“举国体制”），要比一个以民间、“市场”为主导的国家更有可能在这样的奖牌榜上取得好成绩，因为这样的政府能够更有效的调动资源去发展特定的容易夺牌的项目。

从战略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国家资源、人力是有限的，只要通过有意识的发展，也仍然可以在奖牌榜上取得好成绩。办法就是在个人单项上取得好成绩。韩国应该就是这样的例子。

如果以夺牌为目标，那么一些团体球类——尤其是缺乏群众基础的，相对来说就没有什么发展的必要了。比方说曲棍球、水球、垒球、手球等项目。另外一些热门项目，如三大球，世界竞技水平、职业化程度很高，如果需要取得好成绩，就需要很高的投入。而金牌产出全不成比例的低。一个理性的以夺牌为目标的国家应该避免发展这类项目。

＊＊＊＊＊＊＊＊＊＊＊＊＊＊＊＊＊＊＊＊＊＊＊＊＊＊＊

最后，有的人喜欢说金牌份量都一样。我认为金牌的份量当然是不一样的，一样的仅仅是名义上的——都是世界冠军，都通过了努力，都值得尊重。但我们姑且不谈项目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这种比较主观的东西——不同的项目比赛中所付出的努力，即使从绝对数量上看，也是不同的。比方说足球。一只队20多个球员，要在奥运会前先踢预选赛，然后进入奥运会后踢小组赛、淘汰赛，经过好几场比赛，才得到金牌。每场比赛都是90分钟，如果是淘汰赛还要加时、射点球。夺一块金牌需要全队极大的努力。

而一个举重运动员举几下就金牌了，甚至可以一举破记录；射击运动员只要打若干枪就可以了。（另外，运动员平时训练都是很辛苦的，这就没什么可比的了）衡量金牌的份量，可以看看一些其他的量化指标，比方说比赛全过程所需耗的能量/卡路里数、时间等。在这个角度上看，团体球类项目耗费能量最多，用时最长，但金牌的绝对数量微不足道。如足球的几十个人从奥运会刚开始，踢到奥运会结束前，才能取得全队一枚金牌。

当然，这只是这类更客观的指标之一。我们还可以想出其他的指标。

综上所述，以金牌或奖牌数目来衡量各国体育竞技项目水平是荒诞的，是一种严重的歪曲。这完全忽视了项目奖牌设计的初衷。如果严肃地把这样的奖牌榜当回事，将之引申到一国体育综合实力的话，就很滑稽了。

要合理评估各国体育综合水平的话，只能采取加权计算法，将每个项目的权重考虑进来。人口也是重要因素。人均取得奖牌数会是一个更有意义的指标。这和人均ＧＤＰ一个道理。我想各种方案设计会有很多，网民也有热议。

金牌榜也十分荒诞

“金牌榜”排名办法则更是荒诞，其规则是先排金牌，然后排银牌，然后铜牌。一枚金牌大于无限枚银牌；一枚银牌大于无限枚铜牌。我们看看截止本文发表时的金牌榜：
排在第54位的瑞典获得4银1铜，5枚奖牌；落后于并列第50的巴林、喀麦隆、巴拿马、突尼斯。难道瑞典的体育水平不如这些国家么？完全不是。这只是因为一枚金牌大于无限枚银牌的荒诞排名法。按照奖牌总数，即可获得更为准确的牌法。

显然，金银铜都是好名次。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一枚金牌应该大于无限枚银牌。选手的差别可能只是非常非常微弱的。金牌榜忽视体育绝对成绩、绝对实力，而将相对成绩无限扩大至彻底扭曲的程度。早在1908年,英国媒体就发明了5-3-1的排名办法：金牌得5分，银牌3分，铜牌1分，综合统计。

从早期奥运会开始，美国的大多媒体使用奖牌榜。这是因为当时提供资料的美联社就使用奖牌榜。

然而，由于奖牌设置正是遵循前面所说的项目特点的，所以即便即使采用奖牌榜，甚至把金银铜加权计算，也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实力。

国际奥委会即不承认金牌榜，也不承认奖牌榜，没有官方排名。

而且我很同情获得银牌的运动员。在中国，获得银牌的运动员很少能够引起什么关注。他们往往很快就被遗忘。得金与得银，如天壤之别。铜牌就更不用说了。这些都反映在运动员的名誉、收入、待遇、受尊重程度上。我认为对运动员实在是不公的。对于那些获得团体球类银牌或铜牌的队员来说，境遇恐怕就更糟了。她们要以几乎匿名的方式，集体分担这块被认为是不那么重要的奖牌所带来的荣誉和收益。

中国不少队员金牌未得，拿了银牌,却痛苦万分，背景就是社会的金牌崇拜症——银牌拿了也不会被认可，和什么也没拿差不多。

竞技体育也不反映国家综合体育实力

一个国家国民的体育综合实力更多的在于其群体体育——老百姓从事的体育健身活动。这又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中国非常落后。而发达国家则非常发达。这个道理非常简单，老掉牙，不讲了。

结论

奥运会金/奖牌榜是历史形成的，奖牌设置主要围绕项目的特性展开，反映了不同项目的竞技特体，各个项目的金牌数目多少和项目的相对重要度没有关系；根据单纯数目叠加，不考虑权重，同时以一金大于无限银牌的荒诞准则设立的金牌榜则是对这一指标客观性的进一步扭曲。然后，竞技体育不同于群众体育。因此，金牌榜根本不是用来反映一国体育实力或国民体魄素质的依据。它是一个意义很有限，很容易引起误导，很容易被操纵的指标。

中国很多人还不明白金牌榜究竟是什么意义，而沉迷在金牌数量的多少之上。不少人说金牌榜最大的功能就是鼓舞士气，我说之所以能鼓舞士气，也是因为对金牌榜的误解。但我看人们在未来也可能会集体觉悟，了解除了这样的金牌榜能反映什么，不能反映什么，在它之外还有什么，真正的奥运精神、体育精神应该是什么，一个国家与民族应该对体育健身与竞技抱有什么样的态度。也许，在中国获得金牌榜首名，完成了这个历史突破之后，才能冷静下来思考更多。

说两句奥运会开幕式

Sun, 10 Aug 2008 17:29:34 GMT

最近工作比较忙碌，写blog的时间少一些。过去有个法国哲学家叫笛卡尔的说：“我思故我在”。现在是更开放的网络世界了。你的存在还需要旁人的认知、认可。因此，“我blog故我在”。奥运开始了，就奥运事写几段话。

开幕式：
在家看的，感觉还可，应当说还不错。但导播非常的差，由于导博实在太差，所以也就更不好评价开幕式了，相信在家看电视的效果距离现场一定极远。从职业角度来看导播完全是不合格的，差的程度让人难以相信。不知道这个导博是中央电视台的，还是奥委会的。
据统计，今年奥运会开幕式在全球有40多亿观众（同时，也是所有美国以外举办的奥运会中获得美国观众最多的一次开幕式）。如果这个信号全球都是一样的（似乎电视台只能自己带一台摄像机到转播现场？全场不同角度的镜头都是官方给的。记得以前看香港电视即是如此），那就很遗憾了，因为导博的低质量极大的破坏了观看开幕式的效果。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观众看的都是这个糟糕的导播。

除了几万幸运的现场观众之外，全球40亿人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在电视机前看开幕式的，他们对开幕式的印象来自电视，而非现场。因此，导播也就十分重要。我看这是被忽略的环节。导播必须有很好的摄影专业水平以及审美意识，需要对开幕式的艺术理念、美学、文化内涵以及整个“舞台”的全程执行有深入的认识。对每一幕如何拍摄都应该事先做好准备。这些似乎都没有做到。转播质量的高低将直接影响观众的视觉感受及对开幕式的评价。

开幕式的解说非常的恶劣。完全是在念稿，稿子也很差。解说完全是一种干扰，一种噪音。最近看了中央台的一些比赛的解说，感觉大多很差，不得不说，到现在，我们的体育解说还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

另外，谈谈开幕式内容本身：前半段部分画卷这个创意是不错的，过程有很多中国历史文化的东西。击鼓和字模尤其好。活人写字也不错。但到后来略有雷同感，不久就审美疲劳了，反而觉得有点拖冗。后面现代部分觉得比较一般（至少从电视上看是这样）。说是反映中国的现代，但是实在没看出怎么反映现代中国，除了宇航员上天部分——但那也就是一瞬间的内容。编导后来说，这段不单是反映现代中国，还要上升到全人类的高度，我看很牵强，上升不到这个高度。我看就是一个一般的大型舞台演出。把后面部分也加进来，整体拖冗感更强。看到后来犯困得厉害。整个演出单独看各部分尚可，加总起来就觉得一般，整体把握（主题、节奏、美学）还是不如雅典奥运会。感觉这是一出很长的电影，中间有很多需要剪掉但没有剪掉的内容。

整个开幕式的设计在基调和表达上都是保守的。看到后来，觉得整个开幕式都太严肃，太唯美，太沉重，以至于有点沉闷，让人轻松快乐不起来。这和我们的框框思维、保守思维乃至中庸之道有很大关系。我们设计这种开幕式的基调一定是保守、稳重的，以不出错为原则。我记得雅典奥运会请了一些希腊国内的流行歌手来，演唱了许多极具有当地风情但非常让人快乐、振奋的音乐，使整个会场气氛都非常活跃；另外，运动员入场式时更请DJ Tiesto现场打碟，极具现代动感气息。与该开幕式之前的蓝色唯美与凝重形成巨大的反差。

我们的开幕式就没有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搞得极其严肃，而且我们有一个框框思维就是，什么东西都要赋予其重大的意义。按照领导的话说，是立意要高，除了艺术性外还要有政治性。首先第一个大框框就是要竭尽全力的展示、宣传中国文化，把四大发明啦，孔子啦，武术啦，京剧啦，琴棋书画之类的一一罗列。这种罗列简直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强迫症——好像哪一个传统文化元素没有被罗列就要出了什么问题。“京剧该上了吧？——果然上了”“武术还没上呢。哦，上太极了”。

因此，我们的入场式音乐也反映了重大政治意义。按照雅典那样的做法请一个著名DJ来打碟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几乎没有任何的“正确的”政治寓意。结果，我们请了五大州的乐队来各奏一曲，表达了五大州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这一伟大意义。这就是框框。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就是我们运动员的服装。网络上开玩笑说我们的是西红柿炒鸡蛋。我觉得我们国旗的颜色（红+黄）是很难搭配的，红加黄搭配在一起经常不怎么好看。如果加一个主色调白色会好看一些。但总而言之，我们在设计服装上太看重红黄两个单元色，这就是框框。我看了很多国家的队服，实际上很多国家并不遵守这个规则，还是要看怎么搭配起来好看。比如意大利，经常用蓝色或浅蓝色；日本，也经常用蓝色。都和国旗颜色没有关系。这些做法在中国看来肯定是不可思议的：如果队服连国旗颜色都反映不出来那还有什么意义？

另外，开幕式归根结底是关于奥运会的。开幕式对奥运会主题（更高、更强，竞技之类）的关照很少，似乎就是一个大五环飞起来。其他的大多是东道国——中国自己的文化展现。感觉就是设计者对奥运精神理解不够，关照不够。我们把开幕式中有限的一些涉及奥运的内容转换，简直就可以把它用于其他主题的活动。因此，开幕式更多的是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在宣传自己，稍微有点过于以自己为中心了，从全球化的角度，乃至奥运会这个主题的角度来看，都是不足的。我对这个的评价就是不够大气，略有点狭隘。

最后，可以想见，我们的体制里，能够干扰，影响艺术设计的力量很多，尤其是官僚力量。凡事都政治化，上纲上限，什么都要搞个重大意义，所以太沉重。框框太多，难有新意，最终为框框套牢，能有点突破，也属不易。张艺谋曾说，大脚印眼花是最初设计团队唯一保留下来、实现的一个想法，其他在过程中都被否掉了。否掉的原因我看是多样的，估计也包括不受上面欢喜。在整个艺术设计的“决策”中，想必许多力量都能发表意见。一个设计者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设计出一套东西是很困难的。在全程中，他们将持续受到不同力量的影响，在各种力量中权衡。与其说开幕式反映了张艺谋团队的水平，不如说反映了决策层对奥运会开幕式应该怎么搞的折衷看法。

评王千源近日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 (3)

Mon, 21 Apr 2008 21:46:32 GMT

结论：

王千源的文章确实让人吃惊，无论是在其偏向性上，还是在其结构上。

首先，偏向性：

1）文章通篇没有引述任何来自中国视觉的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对中国处理西藏这一历史与现实问题上没有任何正面的评价

2）一个多月来，文章在中国与西方在这次问题上的冲突，对西方的偏见、责任没有任何的触及，没有任何的批评；对中国也没有任何正面的评价；

3）对中国社会多年来的发展没有任何的触及，更没有正面的评价；

4）对海内外爱国者运动没有任何正面的评价；对爱国者也没有任何的正面评价；对其性格则一边倒的描述为偏执、狭隘、非理性、野蛮、暴力；对Duke大学留学生的支持中国的活动——当然都是负面的评价。

其一边倒的全面彻底性让人吃惊。这比西方媒体对华偏见极深的报道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是逻辑、结构上的巧妙编织：我们说，传达信息观念需要构建有力的两元对立，对读者造成强烈冲击。我们看她所构造的图景：

1）西藏对 “中国”

西藏：浪漫的、美好的，神秘的、自由的，温馨的，有精神价值追求的，人生充满意义的；

中国：世俗的、物质主义的、价值空虚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拜金主义的、专制的、压制言论自由的、一元化的、单一的、枯燥的、强迫教育/洗脑的、个人不自由的；

2）藏人对 “中国人”

藏人：亲切的、友好的、温馨的、有精神追求的、饱满的、平和的、宽忍的

中国人：世俗的、物质主义的、对西藏无知的、野蛮的

3）支持西藏的示威者对支持中国的示威群体

支持西藏的示威者：愿意对话的、弱小的、无援的、寡不敌众的、被殴打的受害者；另外没有什么不良特性

支持中国的示威者：从小受物质主义、爱国主义灌输的对西藏不了解的无神论者；无理性的、野蛮的、暴力的、压制不同意见的、专制文化的代表、难以对话的

王千源的事迹与文章完全迎合了西方媒体的想象；王千源的出现简直是神来之笔，在西方媒体最需要的时候，为它们提供了最完美的素材，第一手地验证了他们既有的对中国的种种想象，以及他们所期望看到的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解释——宣传洗脑。

王千源本人当然也利用了西方媒体出了一下名，泻了一下愤。

之前如果有人对她的立场还不清楚的话，我觉得这篇文章基本上就是她比较明确的摊牌了。

无论如何，从动机和结果上看，王发这样的文章都是错误的。从客观结果上看，她的文章验证、加深了西方媒体的既有的偏见。它的作用当然就远谈不上什么调停、调解了；这是对中国一面倒的攻击与丑化；它只能继续缩减中国在西方媒体本已不多的话语影响；最终的，它只能加深中外的误解、隔阂、矛盾；

从这个角度看，只能说王千源是虚伪的、机会主义的。

到这个份上，汉奸这个帽子恐怕是摘不下来了。

当然，西方媒体很快会忘记她。但是中国人民是会记住她的。

这样的人我们见过很多。对于王这样的人来说，脱离了中国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她会败在自己的幼稚、小聪明、机会主义之上。

评王千源近日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 (2)

Mon, 21 Apr 2008 21:45:19 GMT

以下引号/斜体部分为网友中文翻译，“评”字后面的为本人评价。

《MY CHINA, MY TIBET——Caught in the Middle, Called a Traitor》

By Grace Wang Sunday, April 20, 2008; Page B01

“我学过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而在这个我似乎无法再回到中国的夏天，我计划把这段时间用来学习阿拉伯语。我的目标是：在我30岁的时候，除了汉语和英语，再掌握10门语言。 ”

评：这个部分表明了这个姑娘是个很爱学习，并且抱有很好意愿的学生。读者会表示同情，有的可能还会肃然起敬。　　　　

“我如此(饥渴地学习外语)，因为我相信语言是通向理解的桥梁。拿中国和西藏来说吧。如果更多的中国人学习藏语，而更多的西藏人学习中国的更多事情，我相信，我们这两个民族（peoples）能够更深地彼此理解；而现在我们之间的危机，我们也能够和平地克服。 ”

评：这一段实际上强化了读者这样的一种感觉：中国与西藏是两个民族、社群、文化，语言都是不同的不怎么相互交流来往。中国人对西藏人很无知。西藏人也对中国人很无知，比如说不会汉语。这里要问，其一，中国的概念是什么？她不采用中国人爱采用的“多民族”的政治性的中国概念（56个民族），或者采用“汉藏”关系这种基于民族的叙述方式，而是谈“中国”与“西藏”的关系，把中国称为一个单一的、独立于西藏之外的民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当我试图在中国的和支持西藏的校园游行者之间调停的时候，站在中间立场的我被中国人抓住、诽谤和恐吓。游行结束之后，这种恐吓仍然在网络上继续着，而且我开始收到恐吓电话。然后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我在中国的父母也被威胁，不得不躲藏起来。我在自己的祖国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 ”

“这是一段令人恐惧不安的经历。不过我决定，即使冒着威胁和辱骂，也把它说出来。如果我保持沉默，也许同样的事情将来什么时候会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

评：这一段是在抢占道德高地。这个叙述非常容易引起西方读者同情：她是代表言论自由这种价值的；而且她的立场恐怕要接近许多不少西方读者的立场，这让西方读者想到，在中国，王也是代表真理的少数一部分人；只不过由于同胞的恐吓和压制，不得发表自己的言论与意见。不是我们西方听不见这种声音，而是这种声音被压制了。那么好了，你现在到了美国还不能说话么？你可以随便发表意见，把真相说出来！

“下面是我的故事。

当去年八月我第一次来到杜克大学的时候，我曾担心我不会喜欢这里。杜兰姆，杜克所在的地方，只是北卡州的一个小城, 而我来自有430万人口的大城市青岛。但是最终我适应了，而且现在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里。这里的人们来自世界各地，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环境。圣诞假期时，所有的美国学生都回家了，但是对中国学生来说回家的旅费太贵了。因为宿舍和食堂都关门了，我在校外租房子住了三个多星期，和四个西藏同学一起。　　

虽然我们来自同一个国家，可是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一个西藏人，更别提和他们交谈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天一起做饭，一起吃饭，一起玩牌和下棋。当然，我们也讨论我们在中国的两端长大所经历的不同的生活。这种交流开阔了我的眼界。”

我一直认为雪域高原是个浪漫的地方，很久以来都对西藏怀有好奇和向往，不过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现在我了解了西藏人怀有一种和我们不同的世界观。我的西藏同学们是信仰坚定的佛教徒，他们的信仰启发了我去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就像所有的中国人被教育而成为的一样，我曾经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过我现在看到了更多的东西，看到了生命还有灵性上的一面。 ”

评：这一段是一个关键。它是全文的一个关键铺垫。这里试图解释 a) 她思想转变的过程； b) 比起其他“无知的”中国人而言，她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权。

她这里描述的西藏完全符合西方想象的浪漫化的、香格里拉式西藏的原型：神秘的、浪漫的、宗教的、超脱的；这里没有涉及任何西藏历史、社会、现行政策、现实挑战（如发展与扶贫）。西方人对西藏的看法是很片面的，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强调宗教神秘之类的因素，而不谈经济社会发展等现实挑战与机遇。王的描述加深了这一成见。另外一方面，王称所有的中国人都被教育为（或者要求成为）“materialism“，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指控。这给人的感觉一是中国没有宗教自由；二是中国完全是一个物质的、世俗的社会。（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拥有基督徒、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信仰程度不同的佛教徒）此外，王可能指的是唯物主义，采用了materialism这个词，但这个词在英文的含义有所不同；它有负面意味的，意指人是追求利益的，没有精神价值追求的。

这个叙述很有力，对于读者来说，一个来自世俗的、庸俗的、现代的、粗糙的、专制的、从来缺乏精神自由的社会的人，被来自西藏这样有崇高精神追求的社会的人感化了、升华了，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这简直是一种恶的力量被善的力量克服了。这种叙述对美国读者而言，可能有强烈共鸣。（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宗教情绪最浓的国家之一，信教人为大多数；对于普通美国人而言，“世俗”几乎是一个坏的字眼）

几句话，王就用个人经历构造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西方人想象的“西藏”与“中国”的两元对立。

“在三周里我们谈了很多，当然我们交谈时都是用的中文。在好一些的中学里藏文都不是教学的语言，藏语现在已经是一种濒危的语言，面临着灭绝的危险。西藏人必须接受汉语教育来在我们的极端资本主义化的文化中胜出。这让我感到很难过，让我产生了愿望去学习他们的语言，既然他们已经学习了我们的。 ”

评：这里有非常多的事实断言。比方说，藏语是不是一种濒临的语言？我想任何谨慎的学者都会认为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个人经历，似乎只有西藏流亡政府和藏独运动的人才会大胆做此断言。中国有许多的少数民族；其复杂性远超出西方的想象；除国家认任的外，还有许多汉民族下面的“子民族”，也有自己的语言——如粤语、吴语、闽南语之类，这些语言几乎没有任何文化政策进行保护，但不是照样被保存了么？这些语言濒临灭绝了么？另外，西藏人学习汉语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粤语学生还要学习普通话，在高考的语文考试中回答各种复杂的普通话发音题目；中国人还要学习英语才能在全球化中胜出；这是一个更广泛的全球化与竞争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更不是简单的人权问题，不能简单地增殖化。严肃的观察者都会意识到，需要对它们进行谨慎地探讨。正因为问题的复杂性与政治性，在并不了解中国、成见很深的外国人面前谈论它们时，要尤其的谨慎。但争论都是次要的，我们看王千源选择了什么样的观点，这些观点是不是全面的？还是偏颇的？她为什么片面地选择这些观点，而不探讨问题的全部？为什么这些观点刚好与西方的简单化的想象完全一致？我认为王很大程度地加深了西方对西藏的一些既成偏见。在这样的公共媒体上发表这种意见，是不负责任的。

“4月9日傍晚发生的事情让我想起了这些回忆。当我走在从餐厅去图书馆学习的路上时，我看到了广场上举着西藏旗和中国国旗的对峙的人们。在此之前我没有听说有关游行的任何事，所以我感到好奇，想去看个究竟。在两群人之中都有我认识的人，我在人群之间穿行，询问我的朋友们的看法。两群人站得泾渭分明，互相完全不交谈，我感觉这样很愚蠢。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局面经常是由语言障碍造成的，因为很多在这里的中国人是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他们都对自己的英语能力没有自信。”

“我认为我应该试图让两群人走到一起，开始一些交谈。让每个人能够用更宽的立场去思考问题——这也是老子、孙子和孔子教导我们的。我的父亲也曾经教育过我，观点分歧没有什么可怕的。不幸的是，现在的中国人里面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看法：批判性思考和不同政见总是会造成问题，所以每个人应该保持沉默，营造和谐。 ”

评：这里，王首先把自己放在一个超越双方争论的制高点。加上前面的铺垫，人们认为，大多数中国人和王一样不了解西藏，而王通过其个人机遇了解了西藏，所以她是掌握真相的少数人，所以她是清醒的；加上她的理性，使她能够脱颖而出，成为调解人。这又让读者肃然起敬了，而且对王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如此不同的中国人有了初步理解。

王又描绘了某种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图景：缺乏理性、缺乏宽容、不容异见，这再次迎合了西方人既定的负面想象。当然了，王不属于这群人中的一个，她是少数的清醒人。

王另外做了一个评价，说中国人都是理工科的，英语不好。同时表明她自己的英语水平比较高，所以能承担这个角色。我们看到，她反复的贬损她人，抬高自己，这种优越性是很明显的）。毫无疑问，这句话又会激怒很多人。

“很多事情都是由我在支持西藏活动的组织者后背上书写标语“解放西藏”引出来的，那位组织者是一个我认识的美国人。事实上我这么做仅仅是出于他要求我这样做，并且以我帮他写了之后，他才会和中国游行者对话为交换条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中国人会如何抓住这件清白无辜的事情作为把柄。双方的组织者确实一度进行了沟通的尝试，但是并不是很成功。 ”

评：这个事情当然是很严重的，第一，既然她声称理解时下中国青年的倾向与特征，那么为什么会对旁人对她做法的反映“怎么也想不到”呢？全然不可信；得二，这个抗议的美国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否是合理？这是不是一种带有冒犯性的挑衅？我们看，王想出来做“中立的调停人”，他意识到王的这种“身份”，而且王是中国人的事实，却提出这种要求，我看是有恶劣的挑衅色彩的。我们换位思考一下，现在中国人和藏独人士对话了；现在有一个藏人走出来说要挑停。支持中国的示威者对他/她说，你首先给我们写我们的标语“一个中国”，否则不和你谈。反过来看，这个藏人及其示威群体会有什么样的看法？会不会把它解释为一种挑衅？如果藏人接受了这一要求，会不会在他们的群体里造成反弹？所以，第三，王千源为什么要接受对方提出的无理的、带有冒犯性的要求？这是不是代表了某种倾向？我想这里是有原则性的问题。在中国示威群体看来，王这样的做法使之丧失了“调停人”身份的合法性。这种反弹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其实这些都是常识。王这么聪明的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会对此“怎么都想不到”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她在淡化这个事情，把它轻描淡写地带过。而且不光是淡化，还是在狡辩。

“中国游行者们认为，作为中国人，我应该站在他们的一边。支持西藏游行者们大部分是美国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双方都是闭目塞听的，每一方都拒绝考虑另一方的立场。我觉得我能够帮助大家，试图把一场吼叫的比赛变成一场意见的交流。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站到中间，力劝双方心平气和、相互尊重地走到一起。我相信大家有更多共通的地方。求大同，存小异。

评：这个描述的客观结果是把中国的示威者对问题的了解程度下降到和支持西藏的美国人一个水平：双方都很无知，都不了解问题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继续把自己描绘一个超越双方的调停人角色。

“然而中国游行者们——可能有100人或更多，远大于藏@独游行者的数量——变得越来越意气用事、大喊大叫，不让另一方说话。他们步步紧逼，推挤得对方——只有一打人的藏@独游行者群体——抵在了杜克大教堂的门上，高喊着“骗子，骗子，骗子！”这让我感到很难过。这太盛气凌人了，所有的中国人都该知道这句谚语的：君子动口，不动手。 ”

评：她这个描述离事实如何，只能由参加过扎个事件的目击者来评价了。她的情感当然是支持藏独游行者的，觉得他们是“弱者”。可是事实上，在西方不少国家，包括美国，支持西藏独立的示威者一度人数远超于支持中国的，呈一边倒之势；在示威活动中（如火炬接力），也不乏暴力冲突。她是否有种同情心呢？很难说。但她是不是应该在叙述这一具体事件时，对此有所铺垫呢？

“我感到很害怕。但是我相信我是在试图增进双方互相的理解。我在两群人之间来回穿梭，大部分时间都在和中国人用我们的语言交谈。我一直力劝每个人冷静下来，但是看上去只是令他们更愤怒了。一些中国年轻人——我们叫他们“愤青”——开始对着我叫骂。 ”

很多人不知道，在中国人这一边，也有很多人支持我，说着：“让她说话。”但是他们的声音被少部分丧失冷静者的叫喊声淹没了。 ”

评：继续贬损支持中国的示威者。使用“愤青”这个词尤其表现出一种优越感、高姿态。愤青是盲目的、缺乏理性的。“他们”是愤青，而“我”自然不属于愤青，所以我理性、冷静。这里当然只字不提支持西藏独立的美国人中有多少是愤青。我们在这里也看不到他们使用了什么样的言论，有什么样的行为。

“因为我说了些英语，中国这边的一些人指责我，叫我只说汉语。但是美国人不懂得汉语。一些中国人认为不说英语是在体现民族尊严，我认为这样想很奇怪。语言是一种工具，一种用来思考和交流的工具。 ”

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其一，如果在没有外国人的场合中，比如美国人并不在旁听他们对话的时候，她当然应该使用中文；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其二，作为中国人群体，突然在自己阵营里出现了这么样的一个所谓“调停者”，那么当然要去先和她采用自己人的方式去勾通，了解她究竟是什么立场，摸摸她的底。这里使用中文也是正常的需求。总之，我觉得这些想法都很自然。而她对旁人心理的描述是一面的，“不说中文就不能体现民族尊严”，这就把问题简化为民族主义问题了，让读者感到这群人怎么如此的狭隘啊？

“在游行的最高峰，一群中国人围住我，指着我, 说: “记得XX吗？所有的中国人都想用汽油烧死她，你看上去就正像她那样。” 他们还说我精神有问题，我应该下地狱。他们问我是从哪个地方来的，我是哪所学校毕业的。我告诉了他们。我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但是然后情形开始感觉起来就像一群愤怒的暴徒快要攻击我了似的。最后，我在警察的陪同下离开了游行。”

评：前面的继续，就不评价了。　　　　

“回到我的宿舍，我登录了DCSSA（杜克华人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网站和邮件群，看看人们怎么说。Qian Fangzhou, DCSSA的一名干部，沾沾自喜地说：“我们确实给了他们点颜色看看！” ”

评：我想这个论坛不是内部的，也是准内部的，是中国人群体的内部信息网，用中文在小众传送，指定特定的读者。这很大程度决定了文风和内容。把这样的信息连带作者的姓名都公开了，是否征得了人家的同意？我估计是没有的。这是尊重他人么？是尊重权利么？同时这种引用也是剥夺语境的。“给颜色”是什么颜色？是指终于有中国饿声音了，出来示了一下威，还是指打了人？这完全不清楚。结合上下文，读者容易联想，中国人打了人，然后会内部网站发文息庆祝，Qian Fangzhou这个人可能就是参与者之一。

“我贴了一封公开信，解释我没有支持西藏独立，就像一些人指责我的那样。但是我支持西藏的自由，就像中国的自由一样。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自由，基本权利受到保护，就像中国政府宣称的一样。我希望这封信能够引发一些实实在在的讨论，但是人们只是更厉害地指责和奚落我而已。”

评：王千源前后的行为已经使其在学生群体内丧失了可信性，或者说，别人基本已经她定性了。她在这篇文章中写则还有特别的意图，如继续使用“自由”这种刺激西方读者兴奋点的词汇，来博取认同、同情、支持。这段叙述也会创造这样一种感觉：其他中国学生对自由并不感兴趣，更倾向于支持专制。这当然迎合了西方读者的一些既有成见。

“第二天早晨，一股风暴席卷了网络。我的照片被贴在了网上，我的额头上打印着“卖国贼！”的字样。然后我看到了令人惊恐的事情：我父母的身份证号都被贴了出来。我非常震惊，因为这些信息只能来自中国警方。”

评：这个指控就更严重了，王在这里明确地把中国政府也拉进来了：中国政府是“幕后黑手”。

“我看到了我父母在中国的家的详细地址，和号召人们去给“这个无耻的狗”一点教训的帖子。然后我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我收到很多电话恐吓我的人身安全。这很讽刺：我努力去阻止的东西，全部加诸我的身上了。 . ”

“我第二天早晨和我母亲通了电话，她说她和我父亲要去躲藏起来，因为他们也受到了生命恐吓。她说我不该打电话给他们。从那时开始，简短的电子邮件成了我们唯一的联系方式。另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了我父母家的照片：门口倒扣着一桶粪尿。更加频繁地，我听说玻璃被打破和门被贴上猥亵标语的消息。并且我被告知，在集会讨论对我的制裁之后，我的高中撤回了我的毕业文凭，并且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 ”

评：我认为这种上述死亡或安全恐吓的做法、泼粪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而且也是违反中国的法律。很可惜，中国人理性爱国主义从来得不到正面宣传，出现这样的很让人遗憾的事件，立即被西方媒体抓住成为靶子。王千源当然提供了珍贵的素材。

最后一句话则是点睛了：高中撤销其毕业文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这当然又完全符合了西方的想象：“中国的青年爱国主义都是专制政府进行宣传洗脑导致的”。这一一手例证不正是西方媒体千方百计想要捕捉的么？

“我理解人们如此情绪化和愤怒的缘由：在西藏发生的事情确实是悲剧性的。但是要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不可接受的。我相信独立思考的中国人明白这一点。因为那些人彼此煽风点火，表现得像暴徒一样，所以事情才变得这么糟糕。”

评：这里，王千源当然又是“独立思考的”，掌握真理的少数中国人了。

在叙述事件上，她的偏向性是惊人的。从来看不见一个全面的图景。比方说，在西藏发生的事情确实很不幸；中国与西方在该问题上的冲突也很不幸。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她从来没有任何尝试从西方身上找问题，做一点公允判断地努力，而是一面地批评中国。

一方面看她选择讲了什么，另一方面要看她选择不讲什么。这种选择说明了什么倾向？

“现在，杜克大学警方保护着我的人身安全，而中国网络上的打击还在继续。但是和那些诽谤我的人预期相反，我没有束手无策，偷偷逃跑。而我的回答，就是公开发表这件令人羞耻的事情，为了保护我的父母，也为了让人们能够反思自己的行为。我再也不害怕了，我决定检验我言论自由的权利。”

评：这里又打出了关键字：言论自由。非常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读者想：好了，不管怎么样，你脱离了专制的中国，到了自由的美国，这里有真正的言论，你总可以说了吧？

“因为语言是通向理解的桥梁。 ”

评：从现点题。语言、沟通、交流，这些是她的卖点，也是文章的主线。在一群不讲道理、野蛮、非理性的人面前，这当然都是多么与众不同的品质啊。

“后记：王千源是杜克大学的一年级学生。Scott Savitt,杜克中国媒体研究系的一位访问学者，协助了此文的写作。 ”

评：Scott Savitt在这里面加了多少私货我们就不知道了。

评王千源近日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 (1)

Mon, 21 Apr 2008 21:41:11 GM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4/18/AR2008041802635.html （王的原文发表处）

这篇文章，《华盛顿邮报》以半版的篇幅在4月20号刊登。已经有人译出，附在本文后供参考。

(作者按：本文作者刚刚注意到，王千源接受反华喉舌《大纪元》采访，发表了更为触目惊心的言论；这更暴露了此人的本质。但本文只局限于探讨她在《华邮》上的文章。因文会在西方有所影响)

我觉得王千源的这篇文章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因为随着这篇文章的登载（比较详细的第一人书面陈述），加上她接受其他西方媒体的访问（包括某政治性极强的反华媒体），已经使事情的严重性升级。应该说她已经明确“站队”了。这种选择是出于个人的投机，还是本来的立场，我们很难判断。但是有理由认为，a) 国内外华人对她的批评使她的思想更为激进；b) 到西方媒体有是寻求一个发声筒，表达一种抗议； c) 这个人在政治上非常幼稚。

王千源的文章在我看来属于完全的政治自杀行为，按照过去的话说，就是彻头彻尾地走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客观上看，走到这一步确实可以说是人民公敌了。

原来国内外还有一些人对她表示同情，表达的观点主要有两类，一是我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言论自由说）；二是对一些过激的侵犯人身的行为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公布其全家私人信息、发布死亡恐吓、家被泼粪等行为的批评）。我觉得随着她发布这些文章和讲话，至少持第一类观点的同情者会减少。

我就讲几大点。

（1）

首先，王千源的文章是严重错误的。这是一个定性的问题。文章的危害性可能远要超过她本人的想象。她完全被西方媒体利用了。并且她主观上希望迎合这种利用的需要，以表达她自己的声音。我们会在下文探讨她文章的这种迎合性。

（2）

其次，针对文章中她的立场和姿态。在文章中，她基本是摆着一个理性的、温和的姿态出现的，完全是迎合西方的那种话语方式来表达自己观点的。她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中间人、挑停人，其含义是她本人得以超越双方的偏见，以理性的姿态做桥梁沟通作用，最后化解矛盾。这是多么高的一种姿态啊。我们姑且不说她在这次事件中是否扮演了这种角色。但如王千源所说，她要学习语言，促进知识与视角交流，调解华人与藏人之间的矛盾；同时她还要学更多的语言，我们假定她要做更广泛的传播与交流。但是她的行为有没有这种效果呢？我看是没有的。我们要看到大的形势。西藏问题目前是中国与西方矛盾的一个聚集点。它反映的是两种政治文明及利益的对抗。我们在这次事件中看到的是什么呢？无论怎么说，无论原因如何，双方确实在交流上有严重的问题。这些沟通和相互理解上的问题一方面是两种文明对抗的结果，一方面反过来加剧了摩擦。

具体来说，这次事件中，西方媒体对中国西藏事件的带有强烈误导性、选择性的报道；这些报道传播了不正确的信息，引导了民意，促进偏见，甚至生成仇恨。这里，西方媒体在西方扮演的角色很重要。而都年以来，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是很缺乏代表中国视角的声音的，是很少能中立的、客观地看待中国崛起与发展的。我们可以说，中国在西方媒体上非常缺乏自己的声音，几乎不能利用这个平台表达自己的声音。

王千源如果确实想解决问题的，那么应该到西方媒体去发更客观的描述中国的图像，而不是去迎合西方媒体的一些既定偏见与想象。这样才能有助于中国与西方的交流，甚至能在西藏问题上帮助中国。这样才和所谓的调解、调停角色拉上一点关系。相反的，王利用自己在这次事件中的特殊身份，以及西方媒体的同情，去发表了迎合西方偏见、政治与价值需要的言论，应该说是加强了西方的成见、偏见、扩大了中国与西方民众的误解与矛盾。这是一种理性的、调停的态度么？完全不是。

（3）王千源走到人民的对立面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决定。她选择了最坏的时机，在最坏的渠道上发布了自己的言论：正当人们大张旗鼓地批判西方媒体的不公时，一个中国人却投入到西方媒体谴责中国，并且攻击其中国的爱国运动来了。其对中国爱国青年的贬损几乎到了人们心理承受的底限。到这个地步，人们很难再去原谅她了。按照过去的说法，王千源这样的人，走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绝不是偶然的。

在以西方媒体为发声筒，参加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想象、攻击的队伍中去，王千源的行动就不仅是一个个人行动了。她的行动有非常强的政治意义，已经成为反华·藏独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体上，我还是认为这个小姑娘年纪太小，不要看她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在政治上还是极其幼稚的。她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的事的后果。我想以后她一定会明白过来，并且后悔莫及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她的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的构思在每一处都很巧妙；她并不仅仅是对这次事件的描述，而表露了她对中国和西藏问题的看法；其政治用心想是很明显的；也正因为它巧妙的结构，才使它的危害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