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地洞★

也谈奥运: 举国体制与大国优势

Sat, 30 Aug 2008 06:41:17 GMT

和往届奥运会一样，中国的举国体育体制又成了流行话题，我也发表点意见。

中国的以夺取奥运金牌为目标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成功让一些西方人很不安。训练有素的国家计划下培养的运动员击败了以自发为主、向往奥运“业余精神”的西方运动员。不少西方人（包括网络和媒体）也倾向于发掘甚至想象中国“夺牌背后的阴暗面”，如身为发展中国家，却由国家主导花大钱投资无群众基础的竞技体育；运动员生涯艰苦——从小到大，为了完成政治任务一般的体育使命，而被训练成剥夺人格的竞技螺丝钉。这样的叙事很能满足他们的意识形态需要。帮助他们在心理上贬低中国取得的一切成就。网络上一些人还煞有介事的把中国和外国的体育竞技对抗上纲上限到“专制与民主”的标准。

这次奥运会中国代表队取得的成功又让人们热议举国体制。许多人开始承认它的优势。

以下是我的一些看法。本人的分析主要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层次的，不谈政治。

计划对市场

首先，没有必要把中国和西方体育体制的竞争政治化。这和什么专制和民主都没有关系。但可以说是“计划对市场”：中国是计划的典型：由国家统一进行发展规划，资助具体项目竞技体育的发展，以期在某些赛事上取得好的成绩。这样的体制，目的性、计划性和效果可以极强：我们可以发展特定的、没有实际群众基础但有可能建立竞争优势的项目。举国体制就是计划体育。

西方国家（以美国为典型）的体育更多的是自发的，以群众体育为基础的，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划。资助体育的是各种社会团体，包括学校、企业等，并没有什么统一的夺取奥运金牌的目标。优秀的运动员往往是从日常生活中的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中产生（在美国，往往是通过学校体系，尤其是大学体系），之后再参加奥运。另外，运动员业余性比较强，如大多有大学学位（或是在校学生），除了体育外还有副业。这种体制就是市场体育。

两种体育哪个表现会更好呢？取决于两种体制比赛的规则。目前这个规则就是奥运会的金牌/奖牌榜。如我之前的文章所说，奥运会的奖牌设置是非常不平衡的：一个项目的奖牌设置多少和这个项目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权重没有什么关系，而更多的是由项目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如柔道有14面金牌，因为我们不能容许不同重量级别的人相互搏斗，所以设了7个重量级；而足球这个超级体育项目，却只有2面金牌。奖牌数目和项目的重要性没有任何关系。这样一来，如果要按照奖牌榜排名来衡量成绩，那么就应该大力发展那些奖牌数目密度较大的项目，避免发展那些耗费人力但没有多少奖牌的项目。要在奖牌上表现得更好，就需要良好的规划，合理调配资源，以取得最好成果。

显然，市场体育没有什么统一规划，也没有什么统一的目标，有极大的盲目性。大量的资源被分配到优势不大，或者回报不高的项目上去；从每个运动员的个人角度来讲，也不是每人都把所有精力都放到体育训练上（比如还要念书，还有主业），未能充分投入。那些比较艰苦的项目，如中长跑，则很少人有人愿意练（结果被东非人垄断）。因此，这种自发、盲目的体制是很难在奥运会奖牌榜上取得好的成绩的。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居然还能取得一百多枚奖牌，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综合体育能力强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地步。这还不说每天他们都有极大的社会资源被耗费到毫无奥运奖牌回报的项目上——美式足球、棒球（将在下届奥运取消）。棒球项目还不派最好的球员来参加，而篮球项目也就是近十几年才有职业球员参加。

相比之下，中国的计划体制就有极大的优势了。体育是自上而下规划出来的。我们可以利用有限资源，集中优势兵力发展那些奖牌密度最高的项目（即竞技内容有高度细分的偏重个人的项目），进而在全民体育投入（也就是中国和美国的人均体育投入）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取得很好的成绩。

我这里还要提个建议，中国应该减少对那些即没有群众基础又没有奥运夺牌意义的团体球类项目的投入。这包括手球、曲棍球、水球、棒垒球等。想想，把这些投入省下来可以干多少事情。而把这些运动员训练成那些优势项目的运动员，又会产生多少“冲金点”呢?

我认为，很大程度是由于奖牌榜本身的特点。计划体制比市场体制在这种竞技体育上更有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和国家的综合体育能力基本毫无关系。它更多的是反映一个国家愿意不愿意调动资源去迎合一个既定的游戏规则。

运动员也基本上是自愿的

一些西方人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觉得中国的运动是在如何如何压迫的体制下生活的，好像他们从小就被迫发展体育生涯。其实并非如此。我认为大部分的运动员是自愿的——当然，我这里说的“自愿”，可能只是小运动员家长的意愿，我的意思是，他们并不是被国家强迫而参加到这些体育项目中的。如果他们执意要退出，难道国家能制止么？更多的还是所谓的“路径依赖”——走上了这行就难有回头路。

一个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介入特定的体育，参加特定的体育，是和他的经济收入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一个过着健康学校生活，下课时到篮球上上打球，和一个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去练习某种非常艰苦而且普通人在平常生活中根本看不见的运动，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者是一种职业选择。他们希望通过以这种方式介入体育，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体育的吸引力在哪里呢？首先，职业运动员有一定的待遇，他们的生计由国家资助；其次，如果训练成才，获得成功，取得冠军——甚至是奥运金牌，则将可能成大事业。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还十分落后。这样的选择对许多人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运动员不失为一个好的职业，不失为一个改变一生的机会。所以，他们以这种方式介入了体育。

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运动员是不爱自己的体育项目的，但这种有关职业规划、物质回报的想法，也是一个既现实又关键的因素。巴西很多小孩从小踢足球，也是为了能在未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们假设，中国的经济水平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了，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成功的机会更多了——比如说通过职业/高等教育，掌握一技之长，在社会上谋生，那么职业运动员的吸引力也就相对减小了。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在这个社会里，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就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那么很多人也就不再愿意去从小练习那些十分艰苦，回报一般，竞技尚未职业化（即不能用以谋生）的体育项目了。作为一个80后生活不错，有所保障的城市中产阶级父母，除非孩子有异常天赋，我想很少人会希望他/她从小训练，将来成为职业运动员。这就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变迁。到那时，要吸引人去训练某的项目，只能给予更好的经济、社会回报与保障。

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很不平衡，人均水平仍然很落后，而竞技运动员的相对待遇和回报还不错，所以，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将有源源不断的年轻人会投入到许多最艰苦但回报有限的项目中去。这个道理和中国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继续享受廉价劳动力一样。国家资助的体育 + 大量的人力资源 + 落后的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当前的体制可以继续下去。

既然运动员有这种自愿性，也就没有什么太多好说的了。这只不过是中国时下另一个艰难的职业选择而已。相比许多其他职业，这可能还是一个不错的出路。因此，这是我们的国情决定的。

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

如果我们认定最大化奥运会奖牌数目为目标的话，那么计划和市场都只不过是手段而已。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力决定如何去调配自己资源，投入到某的它认为有价值的公共事业中。这里，只要解决了程序问题，其他问题也就都解决了。比如我们是一个决策非常民主、透明的国家，而体育确实被人民视为是一个有益的、需要国家资助的公共事业，同时合法选举的立法机构审核并通过了体育预算，那么这样的机制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从结果上看，计划体制本身没有错误，有问题的充其量是程序是否有充分的合法性，也就是民意能不能在预算决策中充分反映。

其次，计划和市场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或专制或民主都没有关系。这完全可以是一个国家人民共同决定的调配资源方式。西方民主国家也可以用计划体制。奥运会前《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有趣的报道<The New Gold War>（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1763204928806141.html?mod=googlenews_wsj），说德国又开始采用东德时期的举国体育体制，以图增进体育成绩。文章说，在近年来看到德国的奥运奖牌数下降后（德国雅典时排第六，而东德在汉城奥运会排第二，仅次于苏联，西德在汉城奥运会排第五，两德合并后，奖牌数超出首名的苏联10张！），德国人忍不住了，开始重新借鉴东得的体制，重建“共产主义式的体校体系”。政府投入了数亿美元，在指定的学校改建游泳池、单车训练场及训练馆；每个学校都专注于某种特定的有夺牌潜力的体育项目。同时只录取有夺牌潜力的学生。德国的目标就是在未来奥运会上夺更多的牌。在这样的民主国家，怎么调配资源完全是纳税人的事情。举国体制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韩国使用的应该也是类似的体制，规划也十分成功，基本集中在奖牌密度大的项目里。

大国优势

大国优势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物力资源，二是人力资源。

物力资源：如果一个国家非常热衷于竞技体育项目，那么民众可能愿意对之投入大量的经济与社会资源；而如果国家的人口非常众多，那么集全国之力，平均起来只要每个人出一点钱，就可以资助非常庞大的体育训练计划（和军事很相似）。

人力资源：一个国家如果人很多，那么可以很容易的找到很多人去练习不同的项目——甚至覆盖所有奥运竞技项目。中国就是这样。如果一个国家人口小，则只能集中发展个别项目——往往是签字的优势项目，也有一定的历史群众基础。做一个其他领域的：一个国家人口多，就可以培养涵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语种的语言人才，加入外交系统服务。这对了解其他状况、发展多边关系有很大优势。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小，比如只有几百万人，就不可能对这些事情投入这么多人力。

如果一个国家是比较富庶的，人口也很少，那么那些愿意把回报有限的、未充分职业化的竞技项目作为职业选择的人在总人口中肯定非常的少。如果要资助人们去投入到这些项目中，就需要国家或社会提供足够的经济资源，为这些职业选择带来较高的物质回报以作为激励。这就取决于这个国家或社会是否对竞技体育或这个特定项目有这么大的兴趣。同时，这样一个国家不可能投入到太多的项目中去。如立陶宛，人口337万，世界排名130，但蓝球打得很好。因人口资源有限，这个小国就很难在许多其他项目发展得很好了。（何况篮球是个职业化非常强的项目，物质吸引力较大，还不需要国特别的资助）；牙买加人口280万，世界排名138，田径的短跑项目较好。同样，这个小国很难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去发展其他项目。

在一个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落后的大国，这种问题就很小。首先，如前所述，只要提供还可以的相对回报，你总能找到足够的人去投入到这些项目；其次，一个在某一项目潜在夺牌能力很强的的体育竞技计划也许只需要几百或几千人力资源的投入；而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这样一个计划可以获得将近10多亿纳税人的集体资助。人口、物质方面的阻滞因素很小。

所以，奥运会是极能体现大国优势的。在其他条件都相等的情况下，国家越大，人口越多，越有竞争优势。

我们这里忽略了的是文化方面的因素。有的国家整体不太重视奥运竞技，和文化习俗观念有关。如一直以来，阿拉伯穆斯林和南亚国家表现都很差，取得的成绩和其人口不成比例；奥运会更多的是欧美、东亚、拉美和部分非洲国家（在部分项目上）的竞争。这和这些国家的文化和重视程度有关。印度虽然人口庞大，但这个国家并不重视奥运竞技体育，每次奥运会成绩都很差。如这次只派出了50人的代表团，获得1金2铜，在金牌榜上排第50，奖牌榜上排第51，恐怕是人均成绩最差的国家。如果它更重视发展竞技体育，甚至全面复制中国这样的举国体制，则一定会在未来取得很好的成绩。

综上所述，奥运会存在结构性偏见，有利于人口大国。大国取得良好的成绩那是应该的。人均夺牌数这个指标也是一定意义的。

举国体制也不是在什么项目都有优势

举国体制不是什么项目都有效。比如在市场化、职业化程度高，有丰富群众基础的团体球类项目上。最典型的就是足球。

《经济学人》在2006年6月8日发表过一篇文章《Why the World Cup is better than the Olympics》（世界杯为什么优于奥运会）（http://www.economist.com/opinion/displaystory.cfm?story_id=E1_SDPRJPD)
就表达了这种观点。该文很有趣，值得大段引用。文章指出：

“世界杯激动人心的原因之一，在于和奥运会不一样，它很难由政治力量操纵。在其漫长的历史上，奥运会上的成功通常是一个衡量全球政治力量的比较准确的指标。1936年，德国居于奖牌榜首位，反映了纳粹政权日益增长的力量；冷战时期是美国与苏联的竞争。两国夺取了奥运会上的大多数奖牌。2008年北京奥运会则可能出现一个新的战场，即中美争霸。”

“相比之下，世界杯有其自己的一套体系，让人高兴的是，它和全球政治秩序没什么关系。只有一个超强力量——巴西。意大利、法国，虽然在现实世界里注定要衰落，却仍然能在足球场上称雄。足球场上也还有新的力量，很可能是来自非洲，而不是亚洲。美国会严肃应对世界杯，但没人指望它会赢。中国人虽然对足球很有激情，但连预选赛都没能通过。”

“足球的力量体系较好的反映了这种竞技的特色。尽管世界冠军是一种极大的荣誉，但是一个有决心并且资源丰富的政府却极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去创造一个世界杯冠军队伍。诚然，意大利人在80年代努力地做到了这一点；1978年阿根廷的获胜也得到了当时军政府的大量支持。然而在今天，一个统治者想要求他的下属创造一个能击败巴西的球队（甚至踢出巴西的风格），注定是要失望的。”

“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区别是明显的。想想东德的机器人一样的短跑运动员、罗马尼亚的体操运动员和中国的跳水运动员在国家资助的项目下获得重大成功。相比之下，一个足球队不仅需要体育精神，还需要创造性和风格。这些都很难由一个计划体制的规划者制造出来。对足球这种运动，即便是运动吃兴奋剂也没什么用。”

“因此，每届世界杯似乎都会出现一支黑马，击败了一个更加被看好的对手。想想朝鲜在1966年击败意大利，或塞内加尔在2002年击败冠军法国队。世界杯最大的动人之处，乃在于它能给人的惊喜。也也是为什么在无数投选‘世界上最伟大的体育盛事’时，我们总是选择世界杯。”

结合我在之前的论述，可以看出，足球这种项目的特点是：

- 就是单一一个项目，各国至少都可以发展这个项目，国力影响之下的人力、物力资源限制较少；
- 相对来说比较市场化、职业化，不需要国家的特别资助和引导，所以没有相应计划体制的国家也能发展
- 有充分的群众基础——绝大多数国家都玩，是最接近“世界体育”的项目——篮球、排球等都无法与之相比
- 团体项目需要团队体育精神、创造性、风格及适应自己身体特性的打法
- 不确定因素多：从比赛过程及结果来看，足球变数较大（“足球是圆的”，“球场上什么都会发生”），11个人的一支队伍一起比赛，不可控制的变数太多

这里，计划体制及大国优势都被最小化了。

因此，这个项目创造了一个相对更加公平的平台，让全球人们来竞技。

再看奥运奖牌设置——团体球类的奖牌数极其少，每个项目男女一块金牌。而这类项目需要计划体育者投入大量的资源——尤其是在其没有充分市场化、职业化、没有群众基础的情况下。因此，以夺牌这个目标来看，这类项目很难发展，回报也很小，所以可以后发展；先发展的是那些奖牌密度高的项目。有的人说中国足球队、足协可以解散了。我看足球可以发展，因为它有群众基础，也比较职业化，它应该由社会来资助，走市场道路。在将来，也许是可以取得进步的。

奥运会金牌榜/奖牌榜究竟有多大意义？

Fri, 22 Aug 2008 17:53:41 GMT

奥运会金牌榜或奖牌榜完全不是一个衡量国家体育水平的有效指标。它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它最大的功能就是造成金牌（或奖牌崇拜）崇拜，同时为作为鼓舞民族士气（或其他意识形态）的工具，这在当代史上可谓源远流长了。

具体体育项目的金牌数目和该体育在人们生活中的权重无关

奥运会项目的设置本来没有什么拿金牌或奖牌排名的概念，因为很简单，不同项目是不可能拿来类比的。比方说，跳水怎么和团体竞技——足球相比呢？无法类比。

奥运会的制度是每次奥运会有若干种体育项目（大类），如游泳、乒乓球；每种竞技再设若干具体比赛，每个比赛都设一个金牌。根据这种机制，有的竞技项目因为具体分类比较详细，所以金牌数会非常多，比如说柔道有14面金牌，举重有15面金牌，摔跤有18面金牌，拳击有11面金牌、跆拳道有8枚金牌。这些项目金牌数如此之多并不是因为这几个项目在人类的生活中有么大的重要性，而是因为运动本身的特性——选手根据身体特征，被分成不同的重量级。显然，不同重量的人在一起比赛摔跤是没有意义的。还有的项目，比如体操或跳水，则是因为需利用不同的工具，或者采用不同的平台，完成不同的动作，才使金牌数目如此之多。这里，体操有18枚金牌，跳水有8枚金牌。另外类似的有拥有15枚金牌的射击——采用不同的器械，用不同的工具来射击。显然，这些项目金牌如此之多是因为其竞技内容的高度细分。

有的项目，比如各种球类团体项目，金牌数目却极其之少，和其在人类生活中的权重完全不成关系。比如世界第一运动——足球，只有两面金牌，男女各一面；篮球，两枚；排球，四枚。许多人认为除了基础项目之外，团体球类项目也很能反映一个国家的体育综合能力。我们把这些团体型球类统计起来：足球+篮球+排球+手球+棒/垒+水球+曲棍球，总共才16枚金牌，刚好比举重多一枚金牌，比柔道多两枚金牌！因为在下届就没有棒球和垒球了，那么下届的团体球类的项目数将和柔道一样多！

像足球这样的运动，是一方需要11名球员及相近数目替补球员参加的两方竞技的大型体育项目，在全世界范围内高度职业化，并享有极度广泛的群众基础；仅仅男子足球世界杯，就可以被视为世界体坛数一数二的盛会（或者说可以和奥运会并驾齐驱的）。而男子足球仅有一枚金牌——而光跆拳道就有8枚金牌！足球所拥有的两枚金牌和足球在各国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日常生活中的份量、投入的社会经济及心理资源完全不成比例。

个人竞技为主的小球比大球有项目设置数量上的优势，因为可以分单双打之类的。因此，乒乓球4块，羽毛球5块，网球4块.

北京奥运会共设302块金牌，我们可以再看看比重。团体球类占全部金牌的5.3%；其中，足球仅占0.66%。基础项目游泳和田径各占11.26%和15.67%。七个团体球类项目（棒垒算一家）占比仅为5.3%。如果刨去下届将被剔除的棒球和垒球，那么团体球类只占4.64%。三个个人型球类项目（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占比4.3%，接近于团体球类。

此外，柔道的比重为4.64%，射击为4.97%，跆拳道为2.65%，举重为4.97%，拳击为3.64%，摔跤为5.96%。很明显的可以看出，金牌数目的多少，是项目的特性决定的，和该项目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份量无关。奥运金牌设置的初衷是为了迎合各种项目的特征特点，并不是反映它们的相对“份量‘，并不是为着设计一个可以反映各国体育综合实力的榜单所设置的。

奥运金牌设置的初衷是为了迎合各种项目的特征特点，并不是反映它们的相对“份量‘。

中国争取武术进入奥运会未果。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武术进入奥运，那么它将是类似于体操的高度细分的项目——各种拳法、器械；男女单项和团体。根据奥运的金牌设置办法，这将是一个金牌大户；目前呼声相对较高的进入奥运的一个项目是空手道，这个项目进来了也是安重量级分，和跆拳道、柔道、拳击类似，也将是一个金牌大户。

国际奥委会还在考虑壁球。这属于个人小球，如果入围，可能有4-5块金牌；另外被考虑的还包括板球、英式橄榄球等，这些属于团体大球，最多只有两枚金牌。

所以，金牌榜和奖牌榜反映的不过是各个国家在什么类型的体育项目上的表现。中国的金牌总数多，主要是因为在高细分项目和小球项目上得牌较多。它并不反映中国竞技体育的整体能力。

我们可以看出，想在这个榜上取得好成绩，就需要加大对高度细分的个人单项项目的投资，在这方面发展、培养运动员。

一些人喜欢通过体育比较体制，包括美国人也如此。哪个国家表现得好了，就说明哪个国家的体育体制优越。由于金牌榜不能反映体育的综合能力，所以它充其量只能反映一个体制能够多有效的培养、调动资源去发展特定的项目，迎合奥运奖牌数量设置的特点。可以想见，其他条件都相等的情况下，一个由政府主导，政府出资赞助体育的国家（“举国体制”），要比一个以民间、“市场”为主导的国家更有可能在这样的奖牌榜上取得好成绩，因为这样的政府能够更有效的调动资源去发展特定的容易夺牌的项目。

从战略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国家资源、人力是有限的，只要通过有意识的发展，也仍然可以在奖牌榜上取得好成绩。办法就是在个人单项上取得好成绩。韩国应该就是这样的例子。

如果以夺牌为目标，那么一些团体球类——尤其是缺乏群众基础的，相对来说就没有什么发展的必要了。比方说曲棍球、水球、垒球、手球等项目。另外一些热门项目，如三大球，世界竞技水平、职业化程度很高，如果需要取得好成绩，就需要很高的投入。而金牌产出全不成比例的低。一个理性的以夺牌为目标的国家应该避免发展这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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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的人喜欢说金牌份量都一样。我认为金牌的份量当然是不一样的，一样的仅仅是名义上的——都是世界冠军，都通过了努力，都值得尊重。但我们姑且不谈项目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这种比较主观的东西——不同的项目比赛中所付出的努力，即使从绝对数量上看，也是不同的。比方说足球。一只队20多个球员，要在奥运会前先踢预选赛，然后进入奥运会后踢小组赛、淘汰赛，经过好几场比赛，才得到金牌。每场比赛都是90分钟，如果是淘汰赛还要加时、射点球。夺一块金牌需要全队极大的努力。

而一个举重运动员举几下就金牌了，甚至可以一举破记录；射击运动员只要打若干枪就可以了。（另外，运动员平时训练都是很辛苦的，这就没什么可比的了）衡量金牌的份量，可以看看一些其他的量化指标，比方说比赛全过程所需耗的能量/卡路里数、时间等。在这个角度上看，团体球类项目耗费能量最多，用时最长，但金牌的绝对数量微不足道。如足球的几十个人从奥运会刚开始，踢到奥运会结束前，才能取得全队一枚金牌。

当然，这只是这类更客观的指标之一。我们还可以想出其他的指标。

综上所述，以金牌或奖牌数目来衡量各国体育竞技项目水平是荒诞的，是一种严重的歪曲。这完全忽视了项目奖牌设计的初衷。如果严肃地把这样的奖牌榜当回事，将之引申到一国体育综合实力的话，就很滑稽了。

要合理评估各国体育综合水平的话，只能采取加权计算法，将每个项目的权重考虑进来。人口也是重要因素。人均取得奖牌数会是一个更有意义的指标。这和人均ＧＤＰ一个道理。我想各种方案设计会有很多，网民也有热议。

金牌榜也十分荒诞

“金牌榜”排名办法则更是荒诞，其规则是先排金牌，然后排银牌，然后铜牌。一枚金牌大于无限枚银牌；一枚银牌大于无限枚铜牌。我们看看截止本文发表时的金牌榜：
排在第54位的瑞典获得4银1铜，5枚奖牌；落后于并列第50的巴林、喀麦隆、巴拿马、突尼斯。难道瑞典的体育水平不如这些国家么？完全不是。这只是因为一枚金牌大于无限枚银牌的荒诞排名法。按照奖牌总数，即可获得更为准确的牌法。

显然，金银铜都是好名次。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一枚金牌应该大于无限枚银牌。选手的差别可能只是非常非常微弱的。金牌榜忽视体育绝对成绩、绝对实力，而将相对成绩无限扩大至彻底扭曲的程度。早在1908年,英国媒体就发明了5-3-1的排名办法：金牌得5分，银牌3分，铜牌1分，综合统计。

从早期奥运会开始，美国的大多媒体使用奖牌榜。这是因为当时提供资料的美联社就使用奖牌榜。

然而，由于奖牌设置正是遵循前面所说的项目特点的，所以即便即使采用奖牌榜，甚至把金银铜加权计算，也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实力。

国际奥委会即不承认金牌榜，也不承认奖牌榜，没有官方排名。

而且我很同情获得银牌的运动员。在中国，获得银牌的运动员很少能够引起什么关注。他们往往很快就被遗忘。得金与得银，如天壤之别。铜牌就更不用说了。这些都反映在运动员的名誉、收入、待遇、受尊重程度上。我认为对运动员实在是不公的。对于那些获得团体球类银牌或铜牌的队员来说，境遇恐怕就更糟了。她们要以几乎匿名的方式，集体分担这块被认为是不那么重要的奖牌所带来的荣誉和收益。

中国不少队员金牌未得，拿了银牌,却痛苦万分，背景就是社会的金牌崇拜症——银牌拿了也不会被认可，和什么也没拿差不多。

竞技体育也不反映国家综合体育实力

一个国家国民的体育综合实力更多的在于其群体体育——老百姓从事的体育健身活动。这又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中国非常落后。而发达国家则非常发达。这个道理非常简单，老掉牙，不讲了。

结论

奥运会金/奖牌榜是历史形成的，奖牌设置主要围绕项目的特性展开，反映了不同项目的竞技特体，各个项目的金牌数目多少和项目的相对重要度没有关系；根据单纯数目叠加，不考虑权重，同时以一金大于无限银牌的荒诞准则设立的金牌榜则是对这一指标客观性的进一步扭曲。然后，竞技体育不同于群众体育。因此，金牌榜根本不是用来反映一国体育实力或国民体魄素质的依据。它是一个意义很有限，很容易引起误导，很容易被操纵的指标。

中国很多人还不明白金牌榜究竟是什么意义，而沉迷在金牌数量的多少之上。不少人说金牌榜最大的功能就是鼓舞士气，我说之所以能鼓舞士气，也是因为对金牌榜的误解。但我看人们在未来也可能会集体觉悟，了解除了这样的金牌榜能反映什么，不能反映什么，在它之外还有什么，真正的奥运精神、体育精神应该是什么，一个国家与民族应该对体育健身与竞技抱有什么样的态度。也许，在中国获得金牌榜首名，完成了这个历史突破之后，才能冷静下来思考更多。

说两句奥运会开幕式

Sun, 10 Aug 2008 17:29:34 GMT

最近工作比较忙碌，写blog的时间少一些。过去有个法国哲学家叫笛卡尔的说：“我思故我在”。现在是更开放的网络世界了。你的存在还需要旁人的认知、认可。因此，“我blog故我在”。奥运开始了，就奥运事写几段话。

开幕式：
在家看的，感觉还可，应当说还不错。但导播非常的差，由于导博实在太差，所以也就更不好评价开幕式了，相信在家看电视的效果距离现场一定极远。从职业角度来看导播完全是不合格的，差的程度让人难以相信。不知道这个导博是中央电视台的，还是奥委会的。
据统计，今年奥运会开幕式在全球有40多亿观众（同时，也是所有美国以外举办的奥运会中获得美国观众最多的一次开幕式）。如果这个信号全球都是一样的（似乎电视台只能自己带一台摄像机到转播现场？全场不同角度的镜头都是官方给的。记得以前看香港电视即是如此），那就很遗憾了，因为导博的低质量极大的破坏了观看开幕式的效果。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观众看的都是这个糟糕的导播。

除了几万幸运的现场观众之外，全球40亿人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在电视机前看开幕式的，他们对开幕式的印象来自电视，而非现场。因此，导播也就十分重要。我看这是被忽略的环节。导播必须有很好的摄影专业水平以及审美意识，需要对开幕式的艺术理念、美学、文化内涵以及整个“舞台”的全程执行有深入的认识。对每一幕如何拍摄都应该事先做好准备。这些似乎都没有做到。转播质量的高低将直接影响观众的视觉感受及对开幕式的评价。

开幕式的解说非常的恶劣。完全是在念稿，稿子也很差。解说完全是一种干扰，一种噪音。最近看了中央台的一些比赛的解说，感觉大多很差，不得不说，到现在，我们的体育解说还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

另外，谈谈开幕式内容本身：前半段部分画卷这个创意是不错的，过程有很多中国历史文化的东西。击鼓和字模尤其好。活人写字也不错。但到后来略有雷同感，不久就审美疲劳了，反而觉得有点拖冗。后面现代部分觉得比较一般（至少从电视上看是这样）。说是反映中国的现代，但是实在没看出怎么反映现代中国，除了宇航员上天部分——但那也就是一瞬间的内容。编导后来说，这段不单是反映现代中国，还要上升到全人类的高度，我看很牵强，上升不到这个高度。我看就是一个一般的大型舞台演出。把后面部分也加进来，整体拖冗感更强。看到后来犯困得厉害。整个演出单独看各部分尚可，加总起来就觉得一般，整体把握（主题、节奏、美学）还是不如雅典奥运会。感觉这是一出很长的电影，中间有很多需要剪掉但没有剪掉的内容。

整个开幕式的设计在基调和表达上都是保守的。看到后来，觉得整个开幕式都太严肃，太唯美，太沉重，以至于有点沉闷，让人轻松快乐不起来。这和我们的框框思维、保守思维乃至中庸之道有很大关系。我们设计这种开幕式的基调一定是保守、稳重的，以不出错为原则。我记得雅典奥运会请了一些希腊国内的流行歌手来，演唱了许多极具有当地风情但非常让人快乐、振奋的音乐，使整个会场气氛都非常活跃；另外，运动员入场式时更请DJ Tiesto现场打碟，极具现代动感气息。与该开幕式之前的蓝色唯美与凝重形成巨大的反差。

我们的开幕式就没有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搞得极其严肃，而且我们有一个框框思维就是，什么东西都要赋予其重大的意义。按照领导的话说，是立意要高，除了艺术性外还要有政治性。首先第一个大框框就是要竭尽全力的展示、宣传中国文化，把四大发明啦，孔子啦，武术啦，京剧啦，琴棋书画之类的一一罗列。这种罗列简直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强迫症——好像哪一个传统文化元素没有被罗列就要出了什么问题。“京剧该上了吧？——果然上了”“武术还没上呢。哦，上太极了”。

因此，我们的入场式音乐也反映了重大政治意义。按照雅典那样的做法请一个著名DJ来打碟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几乎没有任何的“正确的”政治寓意。结果，我们请了五大州的乐队来各奏一曲，表达了五大州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这一伟大意义。这就是框框。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就是我们运动员的服装。网络上开玩笑说我们的是西红柿炒鸡蛋。我觉得我们国旗的颜色（红+黄）是很难搭配的，红加黄搭配在一起经常不怎么好看。如果加一个主色调白色会好看一些。但总而言之，我们在设计服装上太看重红黄两个单元色，这就是框框。我看了很多国家的队服，实际上很多国家并不遵守这个规则，还是要看怎么搭配起来好看。比如意大利，经常用蓝色或浅蓝色；日本，也经常用蓝色。都和国旗颜色没有关系。这些做法在中国看来肯定是不可思议的：如果队服连国旗颜色都反映不出来那还有什么意义？

另外，开幕式归根结底是关于奥运会的。开幕式对奥运会主题（更高、更强，竞技之类）的关照很少，似乎就是一个大五环飞起来。其他的大多是东道国——中国自己的文化展现。感觉就是设计者对奥运精神理解不够，关照不够。我们把开幕式中有限的一些涉及奥运的内容转换，简直就可以把它用于其他主题的活动。因此，开幕式更多的是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在宣传自己，稍微有点过于以自己为中心了，从全球化的角度，乃至奥运会这个主题的角度来看，都是不足的。我对这个的评价就是不够大气，略有点狭隘。

最后，可以想见，我们的体制里，能够干扰，影响艺术设计的力量很多，尤其是官僚力量。凡事都政治化，上纲上限，什么都要搞个重大意义，所以太沉重。框框太多，难有新意，最终为框框套牢，能有点突破，也属不易。张艺谋曾说，大脚印眼花是最初设计团队唯一保留下来、实现的一个想法，其他在过程中都被否掉了。否掉的原因我看是多样的，估计也包括不受上面欢喜。在整个艺术设计的“决策”中，想必许多力量都能发表意见。一个设计者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设计出一套东西是很困难的。在全程中，他们将持续受到不同力量的影响，在各种力量中权衡。与其说开幕式反映了张艺谋团队的水平，不如说反映了决策层对奥运会开幕式应该怎么搞的折衷看法。

肯尼迪政府学院（图片）

Thu, 10 Jul 2008 16:09:07 GMT

以下是一些自己拍的照片。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招牌，虽然学校已改名为“Harvard Kennedy School”，但牌子还是J.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KSG)。

肯尼迪政府学院主校园·正门

Belfer Building 有一些大课室和教职工办公室。

Taubman Building。图中可见主校园中的草地。

草地上有一些凳子，可以讨论学习问题，休息，聊天，吃东西。

最主要的教学楼——Littauer Building。这里有许多的教室、教授办公室，以及肯尼迪政府学院最重要的活动场所——kSG Forum（论坛）。

Littauer Building的正门。倒影中是Taubman Building。

进入Littauer Building后，即可看到活动公告版，有近期的活动信息，主要是各种讲座或名人讲话。

哈佛大学警察局的派出所。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图书馆——其规模水平也就和阅览室差不多（比我以前国内中学的图书馆还小）。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这就是主图书馆，以为就是个阅览室和学习间。

后来发现这正是学院的图书馆。不要说到考试时期，平时就极其拥挤，空气极差。很多学生转移到其他学院的图书馆去学习。

肯尼迪学院的图书馆如此狭小简陋主要是因为学校没有经费。和商学院、法学院的图书馆相比（就不要比本科生的图书馆了），本图书馆实在是一个笑话。

从这里上楼梯进入KSG Forum。

这里就是KSG Forum。由于学校经费有限，故校园空间也很小，建筑使用面积很有限。这里，建筑设计者把这个有限的公共空间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平时吃饭的食堂/咖啡厅、学习交流场所、肯尼迪学院论坛（名人讲座）。这里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活动，布置成会场。工作人员每天把凳子搬来搬去，布置场地。（拍照当天，布置成宴会格局）。请注意，本校有1000多名学生，全部在此活动！午间时候，往往水泄不通，在其间艰难行进的我总觉得这一切都无比荒诞可笑。

Forum里的楼梯。旁边是沙发，其实是交流、学习场所。平时可以在这里会友；进行学习小组讨论；午间休息。在论坛讲座进行时，可以座在这里观看。每天走上楼梯时都会遇见很多熟人。肯尼迪学院面积狭小的特点，促使建筑设计者设计出这种非常开放的有利于学生互动的场所，其实很有利于学生交流，创建学校的“社会资本”。

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太喜欢在学校里这种地方走，因为老是会碰到熟人，要强打笑颜，累得很！

这是在楼上拍摄的。学生在学习、聊天、吃东西。

学生在楼梯旁的沙发上学习讨论。

楼上的设计。有许多分隔的学习空间。当然，由于空间狭小而学生极多，这些学习空间总是被人占用。

这是Forum旁。院长办公室前的休息处。装修得还稍微像那么回事。茶几上永远放着一份当天的WSJ。

肯尼迪学院教授的部分出版物——show case。

这个走廊放置全体学生的头像。今年毕业生的头像已经取下。

一个教室旁边的休息空间。

学校的“邮局”。

小教室之一。最后一次在此参加活动是中国学生会的中国沙龙活动，邀请Rand亚太政策中心主任William Overholt讲话。

一个大一些的课室。在这里最后上过F.M. Scherer的产业经济学。

一个很小的课室，坐20多人差不多。在这里上过一个金融监管课。教员Tom Healey为高盛顾问董事（1988年始为合伙人），并曾在里根时期担任美国财政部国内财政助理部长；教员Robert Glauber曾任美国NASD董事长及CEO及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该课程之前的一位教员、前高盛副总裁Robert Steel现担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几位教员都在金融领域有极其丰富的私营部门及公共部门、监管机构经验。内容包括美国当前金融监管方面的重大议题，包括金融监管的理念与目标、成本收益决策方法、商业银行监管、金融泡沫、房贷抵押机构、共同基金、私募基金、对冲基金、一系列公司治理议题（如公司控制市场、公司行政人员薪酬、独立董事问题）、社会保障等。

一个很小的课室，在这里做过毕业用政策领域练习的初稿演示。

这是最大的课室了。可以容纳150—200人，上本科生式的大课堂课，坐在后面容易看不清楚、分神。人多又使教师学生之间难以有互动，实在破坏教学质量。

连接Littauer和Belfer两个大楼的走廊，两旁都是教授的办公室。办公环境也比较狭小，实在不怎么样。教授都以自己的办公室接近Littauer（主楼）为荣。这是一种特别待遇，表示其在学校里的地位较高。

Town Hall，又一个公共空间，位于Belfer Building。

学生的信箱。改完的作业在这里退还，还收取校报等信息，以及广告。

Taubman大楼一楼大厅。

这是按照讲座格式布置过的KSG Forum。

这是按照讲座格式布置过的KSG Forum。当天，FBI局长来讲话，戒备森严，到处是警察。

此为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会（称为“学生政府”）的选举活动。图上讲演者在竞选负责学术问题的副主席（主要是代表学生就教学有关的问题，如课程设计、授课等，和学校或个别老师沟通）。每个竞选者皆需发表讲话。竞选主席者还需进行辩论。上图讲演者曾在07年参加中国之旅，现在在麦肯锡的杜拜office工作。

上图为金大中来肯尼迪政府学院讲话。在场80%的观众为韩国人，或韩裔人，和肯尼迪学院并无关系。这一天简直是韩国人的大聚会。金大中短暂地讲了讲朝鲜半岛问题，然后就开始讲中美关系——关于如何将他的“阳关政策”运用到中美关系里去。

前澳州总理霍华德在肯尼迪学院讲话。旁边坐着的是学院院长Dean Ellwood。

肯尼迪学院的一个学生娱乐活动——非洲之夜。由北美黑人学生及非洲学生主办的文艺活动。图为一个互动节目，观众上台跳舞。

非洲之夜——这个说唱乐歌手来自非洲，号召观众上台一起载歌载舞。

此为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另一个文艺活动——国际之夜。上图为学生的时装秀。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展示本国/民族的传统服装，尽显肯尼迪学院国际化的特点。

国际之夜——日本学生表演空手道。中间的表演者为哈佛商学院的“外援”——此人为东大毕业生，原在高盛工作，曾专门练习过空手道，武功高强。

两位中国学生表演舞蹈《花木兰》。左手边较高的女性为来自哈佛本科的“外援”。除此之外，中国学生还准备了另外一个节目——四人合唱。四人唱了《敖包相会》、《明天会更好》，深受观众喜爱。

印度学生表演的舞蹈。

换相机。

Wed, 09 Jul 2008 14:16:53 GMT

换相机了。原来用流行玩具单反机Canon EOS 400D，镜头Canon 17-85 mm EF-S f/4-5.6 IS USM（上图左），旅行带着拍个建筑什么的还挺不错。

下面改用Nikon D80，更高级的菜鸟机。机身厚实，手感很好，取景器牛比，感觉是更厉害的玩具。镜头是Nikkor AF-S DX VR 18-200mm 3.5-5.6G IF-ED，有遮光照。一镜通吃，很方便。很适合菜鸟爱好者！今天照了对面公寓楼的居民，很清楚！可照偷窥人相。

配了个闪光灯，Nikon Speedlight SB-600，晚上在室内试试照了人像，很牛比啊。

下一步准备搞一个Nikon D300机身，不过很忙啊没时间玩。

书: 人类尸体的有趣故事

Wed, 02 Jul 2008 04:20:47 GMT

Stiff - The Curious Lives of Human Cadavers
（人类尸体的有趣故事）

2003年的一本有关人类尸体的畅销书，其时颇受欢迎。作者Mary Roach，专栏作家。在本书中，作者介绍了对人类尸体使用、安置的历史，并探讨了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如器官捐赠问题）。本书主要是满足好奇心的本闲书，不是学术著作。作者行文轻松风趣。

书内有以下章节主体：
1 头颅。作者跑到一个培训脸部整容医生的地方观察医师是如何在被切割下来的死人头上做手术的。然后提出伦理问题：捐赠于科学的尸体被用作与整容训练相关的手术是否合理？是否道德？（整容是满足部分有钱人的美容需要。并非救死扶伤）
2 尸体解剖的犯罪
讲欧洲历史上盗窃尸体用以解剖的事情。（过去尸体解剖为非法，故只好偷死人尸体做解剖）
3.尸体腐败。作者到了美国田纳西州一个专门研究尸体腐败的研究中心了解对尸体腐败的研究。研究尸体腐败主要是有利于刑侦、法医鉴定。另外讲了殡仪馆的尸体美容，访问了专业人士。还提到恋尸癖问题。
4 开车的死人——美国汽车公司利用尸体来研究汽车撞击/事故对人体的冲击。
5 利用尸体来了解灾难/事故的原因。1996年时，由纽约飞往巴黎的TWA 800次航班爆炸坠海造成230人死亡。作者访问了当时负责调查的一个专家。该专家专门通过调查尸体捞上来的TWA 800乘员尸体分析了事故的发生原因。作者科普了一些常识性东西，如从高空坠下以高速度撞击水面人体会发生什么反应。
6. 军/警方利用尸体来研究武器、访弹衣。如通过尸体来研究杀伤力更小的武器。这些研究都有争议，因为和战争有关。尸体捐赠者往往希望将尸体捐赠给与救死扶伤相关的科学。
7. 宗教试验：死人或活人研究耶酥在十字架上被钉的身体反应。作者大力反对这些为宗教服务的试验，称自己绝不会允许自己的尸体被用作此种用途。
8. 如何判断你已死亡？探讨什么是死亡——脑死亡和心死亡问题。另外是死人的活体器官移植：捐赠者脑已死，身体还靠医疗器械维持活着，这时各路医生前来收取其身上的器官。
9. 断头：探讨头部移植等问题。讲了很多历史上的相关研究，如法国引进断头台后一些科学家研究切割下来的脑袋有没有生命迹象。还有一些基于动物的头部移植实验。
10. 食人。探讨人类社会的各种食人现象。从服用以古埃及木乃伊尸体研制的药用粉末开始。引用了英译的《本草纲目》。作者还跑到中国海口一个殡仪馆了解一个传说中的尸体屁股上的肉被盗事件，结果使女馆长很生气。
11. 各种尸体处置办法。探讨了土葬、火葬以外的各种新的尸体处置方法。如tissue digestion技术。把尸体的大部分解成液体然后排到下水道去。
12. 作者探讨未来将如何处置自己的尸体。作者有许多打算，访问了各种机构，了解能否确保捐赠尸体在死后遵循特定用途——如用于解剖室；保存完整骨架；保存脑部；塑化尸体。

书中不回避恶心的东西，恰恰是要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作者在访谈中也专门询问这类比较禁忌的人们会回避的话题。

最后，书中的精华；

1) 了解每天和尸体打交道的专业人士是如何在心理上应对尸体的：主要是将其客体化——就是把尸体看做是一些器官组织，而非人。专业人士采用各种办法来将尸体“去人格化”，如采用委婉的语言；蒙住最敏感的部分——脸部与手部等。
2) 了解尸体（器官）捐赠——至少在美国，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捐赠的尸体会用作什么用途。捐赠尸体的各个部分也会被用作各种用途。

另外，可结合BBC Horizon系列纪录片的《How Much is Your Dead Body Worth?》看。目前，死人的很多器官可用于各种移植。根据专家分析，死人全身器官若被全部充分利用的话总价值高达25万美元！因此，出现了当代的尸体器官偷窃及交易市场。

《http://www.bbc.co.uk/sn/tvradio/programmes/horizon/broadband/tx/bodyparts/》

哈佛肯尼迪学院几个特点介绍 (4) 财力、意识形态及理念

Sat, 28 Jun 2008 10:52:18 GMT

（7）财力相对落后
相比法学院和商学院，肯尼迪学院的财力比较落后。这和毕业生有极大关系——毕业生多在公共部门或民间组织工作，不是收入很高的人，无法给学校太多捐赠。虽然肯尼迪学院比商学院成立仅晚28年，但财力犹有天壤之别。财力落后带来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学校设施不足（如公共空间小，课堂小、图书馆狭小、阅读/学习空间匮乏等），另外是通过多招学生来弥补财政缺口，结果是学生越多，教师·学生比例越高，教学质量和学生体验越差。

做肯尼迪学院的院长一定很头疼，要到处想方设法拉赞助，压力相比是很大的。

(8) 意识形态色彩浓厚

首先是政党派性问题。肯尼迪学院是以美国总统肯尼迪命名的，其意思就是要继承肯尼迪总统的精神、思想遗产。毫无疑问，肯尼迪学院是一个美国的自由主义左派思想重镇、民主党的思想库、人才库。教授里大多数人是自由左派（liberal)，支持民主党。过去八年是共和党执政，所以很多民主党的人下野了，一部分人就跑到学校任职来了。如果民主党在今年大选获胜，估计会有一些教授响应号召到政府任职。学生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自由左派，而且在本次民主党初选中，绝大多数支持希拉里。肯尼迪学院里支持共和党的人很少，充其量也是“沉默的一小部分”。哈佛大学在美国社会有这么一个形象，就是里面都是精英的无神论的自由派。我估计肯尼迪学院的自由派的特点只会更强。

当然，学校里还是有一些共和党人的，不过是少数。比方说著名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William Kristol（其父Irving Kristol,是新保守主义运动创始人）就在这里上课，讲保守主义（很有趣的，他是保守派杂志Weekly Standard的创始人及主编，现任McCain的外交政策顾问；他经常在媒体上发表评论攻击Obama阵营；而学校内另一些教授则为Obama服务，同时大多数学生也支持Obama)；还有曾在福特、里根、老布什等共和党总统班子担任高级经济顾问的Roger Porter教授也在这里任教——他曾和Bill Clinton有过严重过节。但这些人都是少数。肯尼迪学院的压倒性的民主党派性是毫无疑问的。（也要指出，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学院里都是由民主党主导，因为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大多为自由派）。

其次是道德理念。肯尼迪学院有许多美好的道德及励志教说。只要参加几个学校的活动，即可感受到学校里是如何弥漫着这样的一种空气的。学校希望学生都能时刻思考公共价值，以实现公共价值为理想，为社会服务。肯尼迪学院当前的口号是“问问你自己……可以做什么，来改变世界（Ask what you can do...to change the world，”。这个口号改自肯尼迪的著名讲话。这种内容还比较健康的使命感和宏大叙述是学校精神生活的核心部分。道德言说在学院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道德提升也是教育的内容之一。这种使命感和道德感使一些学生觉得肯尼迪学院是站在道德至高点上的，对其他学院在道德上几乎要俯视了（这个问题我在将来再谈）。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里弥漫着一种信仰的、宗教的气息。当然了我的反应可能略微过度，超出普通人。

此外，还有许多励志教说。肯尼迪学院试图让它的学生相信，这里的每个人都会在未来成为领袖，可以为改变世界做出贡献。其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过去几年来不断听到（但我认为这不过是一个神话）。一些学生进来后，觉得其他学生很厉害，而自己的水平还不够，不知道学校为什么会招自己进来？会不会招错人了？而根据我的分析观察，由于学校招生中存在地区/国家名额制度，而又因为出于各种原因，使每个国家的申请者及录取比率并不相等，则有的国家可能竞争异常激烈（如日本），有的国家相对不那么激烈，也就造成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水平有所差异；还有，招生委员会的人可能对一些国家地区的社会、制度、背景不太了解，因此难以准确判断申请者的能力。因此，招生时出现学生之间水平有参差的问题应该说是正常的，难以避免的。这时学校制作了一个神话：“我们是永远不会招错人的。要相信你自己，相信哈佛肯尼迪学院永远不会招错人”。这个说法现在让我想到了《功夫熊猫》中乌龟大师安慰大胖子熊猫的话，什么我不会选错人啦你身上有使命之类的东西。我看这完全是个励志神话。一概学生从这个学院毕业后完全可能混得比原来好得多，但是究竟是学生靠自己的努力造就了自己，还是学校因自己的名气造就了学生，就不得而知了。可能随便到一所好一点的学校的相关院系随机挑一个学生（当然要英文还可以），这个人也可能在从肯尼迪学院毕业后成才。

这种励志的东西是美国文化的特点，它确实能够帮助个人发掘更大的潜能，超越自己。

哈佛肯尼迪学院几个特点介绍 (3) 教授与教学方法的多元化

Sat, 28 Jun 2008 10:50:31 GMT

(5) 教师/教授背景比较多元

有的教授是纯粹的学者，以学术研究为主，最多在教研之外和社会上一些机构（如政府、国际组织或民间组织等）合作搞过一些研究项目。这些教授中有部分算是名牌学者（如经济学家Jeffrey Franke、Robert Lawrence、Richard Zeckhauser、Dani Rodrik等）、；另一种是以前在政府或其他相关机构任职的职业人士。其中有的人连博士学位都没有拿过，所以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学术水平，所以他们主要就是来传授实务经验。如多个总统的高级顾问David Gergen、新闻出身的Samantha Power、里根时期共和党总统高级顾问Roger Porter、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William Kristol、前美国印地安那波利斯市市长,小布什国内政策高级顾问Steven Goldsmith等。此外，还有一批人是在两者之间的：身为学者，但也曾在政府机构任职，比如前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教授、现任院长Dean Ellwood、国际关系学者Ashton Carter、前哈佛校长Lawrence Summers等，很多，不一列举。此外，估计大多教授都为不同层级的政府或公共机构担任过或担任着高级顾问。

由于肯尼迪学院是一所职业学院，因此必须有丰富从业经历的职业人士来讲实务；如果光讲理论学术就脱离现实，变成研究性学院了。理论和现实毕竟有相当的差距。对于那些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人而言，也可能认为回到学校听纯理论对将来的实际工作没有实际帮助。这种学者与职业人士的师资组合使学生可以同时获得思想理论界及现实实务世界的前沿资源。

另外，要指出的是，美国制度的特点使人才在部门之间转换相当的容易。一个人可以在四大部门——政府及国际组织、学术、私营企业、非盈利/民间组织之间比较自由的切换。知识分子可以到政府任职（通常是被政治家任命），在政治家下台后也可以回到学校教书。由于美国是两党制的选举政治，每个党都有自己的圈子、人脉、人才网，而任何一个时候都总有一个党在野，因此当政党在野的时候，党内很多人可以到学校或智库去，等待几年后自己的党东山再起的时候再度上肛。学校成了一个在野党人才可以暂时歇脚的地方。

中国这方面就差很远了，还远有待发展。高官退休后可以到学校教书么？一、有没有执教的素质、能力（有相当水平的知识分子干部可能能胜任）？二、能不能就这样把政府运作及公共政策/管理搬到讲台上？（此为政治问题）。据一个和国内搞许多合作项目的中国问题专家称，中国目前公共管理学院在这方面还欠缺比较大。一些学校的教员就是搞研究出身，可能还比较年轻，没有任何实务经验（有的是海归，连国内经验都有限）。这样的人，如果面对有十到二十年实务工作经验，比较了解现实世界如何运作的人，教起来就比较吃力了。听课的人也可能觉得讲台上的不过是一介书生，并不真正了解真实世界。

公共管理教育必须与实务密切结合。不光是要教现实案例，还要有了解现实，有实务经验的教师。对于学生而言，两种教授对自己的学习、发展都是很关键的。学术型教授主要是帮助充实理论水平；职业型教授主要是增进自己对社会实务经验的了解。两者缺一不可。

当然了，最后还是要提一下。肯尼迪学院的教授在职业背景上可谓多元，但批评者很快会发现，教授背景在有几个方面是非常缺乏多元性的。第一是性别——压倒性的多数为男性；其二为种族——压倒性多数的白人。至于这对教学效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以由社会批评家进行分析。

（6）教学方式不同——传统教学与案例教学相结合

肯尼迪学院的教授都采用自己一套教学方式。相比哈佛商学院、法学院而言，就比较多样了——但多样也有好有坏。

这里要谈谈案例教学。请注意，这里指的案例教学是狭义的，不是指老师在讲课时（在理论之后）包含了一些实际案例分析，而是那种基于课堂案例讨论的教学。在这种模式下，学生要在上课前先做充分的准备，阅读老师事先准备的有关案例材料（通常是一篇专门的案例文章），然后上课时，由老师点名提问学生，要求其对案例内所涉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或发表看法。教授有很多技能，如同一问题，让多个学生先后发表看法。逐步的，学生会发现，各自的观点都是对他人的补充，同时大家会发现通过观点汇总，会越来越接近“真理（当然，也有可能是通过观点汇总，发现真理并不存在——问题极其复杂，并不存在简单的答案）。教授还可扮演苏阁拉底式的人物，对学生观点的一些基本假设提出质疑，引发学生更深入的思考。总之，教授需要在课堂上进行组织、协调、引导，其作用恐怕比案例还重要。真正擅长案例教学的教授并不多；教职人员也需要经过特别的教学训练。

哈佛大学的几个著名职业学院——哈佛法学院、哈佛医学院、哈佛商学院都已采用了所谓的案例教学。职业学院的学生来这里学习是为了培养实务能力，不是成为研究性学者，故教学要比较注重务实性。一直以来，这是职业学院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如何在课堂上培养学生的实务能力？案例教学就是为了满足这个需求而生的。了解案例教学在哈佛的历史，可参考《Harvard Magazine》2003年9-10月好的文章《Making the Case》。链接

案例教学最先于1870年在哈佛法学院出现：一个教授放弃了过去的讲堂教学，开始采用教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间的案例讨论。这种教学出现在法学院并非偶然。一是法学院作为职业学校面临的如何完善职业教学的挑战，二是英美法的特点：就事实的诠释进行辩论是其内在的重要部分。

哈佛商学院建于1908年，但直到1920年才开始采用案例教学（已在法学院50年之后了）。其时的院长Edward Gay是一个哈佛法学院毕业生——他将法学院的教学传统带到了商学院。步商学院后尘的是哈佛医学院——在1985年始采用案例教学，其宗旨是将科学/理论与实际问题密切结合。在发明并推广案例教学上，哈佛职业学院的教职人员实现了历史性的教育创新。

然而，案例教学的春风在肯尼迪学院遇到了一些抵触。案例教学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教授要上一门课，就需要自己找人去写案例（主要在假期）。写案例是很花时间花钱伤神的：作者需要阅读大量书面材料/出版物，以及访谈当事人。完成一个内容详实准确又能够有力突出教学点的案例是很不容易的。对于学者而言，写案例（或者指导案例的写作）大体上完全是为了教育功用——对本人的学术研究没有太直接的帮助，因为案例并不是学术研究（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不会经过同行评议，不能作为论文发表）。其二是对教师有较大的需求。如前所述，案例教学是需要很多教学技巧的。老师要善于组织、引导、调动学生。这往往还需要专门的教学培训。对于学者来说这就比较麻烦了，传统的课堂讲课不是简单得多么。第三是案例教学确实有自己的问题。虽然号称理论结合实际，但其实在案例与案例讨论本身来看，理论还是不足的（如商学院在案例之外，还编写了一些归纳学习点的笔记式文章；仅靠案例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些习惯讲理论的教授来说，案例教学太困难了。

当然了，案例教学有一个好处，就是老师并没有义务对案例做非常系统的分析。所以，如果老师自己对案例也不能说非常懂，而学生很厉害、很有经验，那么老师通过案例教学就可以躲在暗处了。先让学生们发炮，说一大堆东西，然后老师仔细思考后，装先知状出来做总结。所以老师可以隐蔽自己的水平。

战后，肯尼迪学院的思路是提高公共政策方面的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水平。结果招收了大量的经济学家，使之成为学校内一个相当的势力派别。至于，校内还有许多知名的学者型经济学家。有观察者还认为，肯尼迪学院招为教授的经济学家稍嫌多了一些，“太偏重经济学”。一些经济学家是学术出身，无论是研究还是教学上也比较偏重学术。他们已经有相当的教学习惯。我个人估计，结合前面的诸多因素，在这些人身上推广案例教学可能比较困难一些。

另一方面，案例研究也需要很多的钱才能搞：要有专门写案例的人（有时是年轻教员、研究员，或学生），这些人是全职的，还要旅行访问。因此要花费不少资金。肯尼迪学院的财政向来比较紧张，没有太多的能力搞更多的案例。

最后，有效的案例教学需要小课堂，二十个人差不多。肯尼迪学院因为资金问题，学生数目超出正常比例。一些课堂还是本科生式的大课堂，有高达150-200人同时上课！这就不可能采用案例教学了。在下面能听到老师讲什么就不错了。老师也不会和学生发生太多的互动，更不会让学生之间发生互动。最后，学校空间很有限，根本没那么多科室，

所以，说到底，还是一个钱的问题。但不管如何，由于诸多原因，其结果是直到今天，案例教学在肯尼迪学院还只是一小部分。绝大多数的课还是传统式的授课：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至于老师是否和学生进行互动，多么频繁地互动，则依老师的性格、课堂的规模大小及讲课内容而定了。此外，尽管缺乏真正的案例教学，很多课堂是讲真实案例的，也就是讲一个现实世界的例子，教授点评分析，然后学生可以发表意见。这些比较常见。

但是，肯尼迪学院也确实搞出了一批案例，而且在教学中使用。有的课程（如战略管理课程）确实是采用案例教学的。另外，在行政班（高级干部培训班，学员很多在40岁以上）中，一般都是完全采用案例教学。肯尼迪学院知道，对于这些学生，只有采用案例教学才会比较有效。

其实肯尼迪学院非常适合案例教学，因为学生背景非常复杂多样。案例讨论的一个好处就是让不同背景、经历、观点的学生就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通过讨论，可以学习到原来对同一问题，旁的人会以完全不同的视角，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里就很有启发意义。个人感觉，法学院、商学院的学生更加同质化，也就是更加趋同。肯尼迪学院的学生比较复杂，尤其适合讨论。尤其是，许多公共管理、政策问题涉关公共价值，以及大量的权衡取舍，并没有什么统一的目标、统一的评判标准，不存在统一的真理，就更适合开放性的讨论了。

哈佛肯尼迪学院几个特点介绍 (2) 项目多、学生多元

Sat, 28 Jun 2008 10:46:31 GMT

...继续归纳总结。

（2）学位课程/项目数目比较多
前面列举了5个学位项目。项目就好像班一样。不同学位项目的人年纪又刚好不一样，而且学的课程也可能不一样（如MPP和MPA/ID，使各个项目的学生比较容易扎堆。除了同国籍的人以外，每个学位项目的人的关系圈也大多以自己的项目为基础。

MPP的人比较年轻，喜欢一起玩，而且有第一年的必修课程的共同经历，还有第二年的毕业项目（PAE），所以有很多共同之处；MPA和MC/MPA/没有什么共同的必修课，在这个意义上相对更松散，但是有不少以项目为基础的校内社会活动；MPA/ID的学生有大量的难度非常高的必修课，密天一起奋战，彼此感情深厚。博士生基本不见踪迹，和其他项目的学生没有什么来往。

人们对其他项目的人也往往有许多成见、stereotype。校内流传的笑话/parody很多。在一些校内活动时有的学生也会公开使用一些parody，来开各个项目人的玩笑。

多种项目使不同的学生能各取所需，但结果是使学校内存在以项目为基础的一些分离，当然，情况不算严重。

(3) 学生年龄跨度较大
如前所述，MC/MPA至少有八年工作经验，很多已近中年；MPP一般就25、6岁左右。MPA则30多岁。所以学生之间的年纪差距很大。60后，70后，80后都有了。年纪不同，阅历、爱好、习惯、观念、心态、思考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都不一样，彼此交往更隔阂可能更大一些。其他学院的学生年纪就要更相近。商学院的有四五年工作经验，法学院很多是本科毕业，年纪都在25-30左右，比较接近。

(4) 学生背景来源复杂。
商学院的学生多来自私营部门/业界，很多是大公司雇员；法学院的学生很多是本科生毕业，没有太多工作经验。肯尼迪学院的学生背景则极其复杂，来自各种各样的部门：政府公务员、民间组织/非盈利机构、国际组织、军队、企业、新闻媒体，五花八门，各式各样。除了一小部分必修课以外，这些不同背景的学生都在一起上课。在课堂上，因学生背景丰富，也使课堂讨论十分有趣。来自不同部门背景的人往往会对同一问题有很不同的看法、经验。这就使课堂十分多元。相比法学院、商学院，肯尼迪学院的课堂讨论要更随意和生动，但准备性、严肃性、严谨性可能会稍逊。学生喜欢在课堂上讲自己的职业经验，有时讲出来的故事和老师正在讲的案例问题可能关系还不大（纯粹就是讲故事），但是这并不重要：分享不同部门、国家、年龄层的人的经验是上课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学生的多元性是肯尼迪学院的最大优势。许多学生认为，自己在与其他学生交流、讨论上学到的东西，比在课堂上还要多。学校对这种情况也很清楚：把柄这些年龄、国家/文化、背景相差颇大的人放在一起互动，让他们相互学习，扩展视野。

我个人认为，肯尼迪学院最出色的、最有特色的就是学生，而不是那些老师。

哈佛肯尼迪学院几个特点介绍 (1) 简介、学生国际化

Sat, 28 Jun 2008 10:44:49 GMT

接下来会写一些关于肯尼迪学院的事情。本人将尽量写得客观。当然了我这个比较带有批判色彩，所以有时会比较苛刻一点，故肯定不会对这个学校刻意美化、浪漫化了。

从这些文章，也可以一窥美国职业学院的经营与人文生态。

本人写的东西仅代表本人个人的看法，以及仅局限于本人个人的观察以及道听途说的。要了解全部真相，恐怕还得听别人的故事。

有兴趣的朋友请持续关注本blog。

肯尼迪学院，对外全称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即HKS）。原来叫Harvard University J.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即KSG），现在对内还是通用这个名字——意指在校内的一些正式场合中。2007/08学年的时候学校把名字从KSG改为HKS，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哈佛的名字，同时很可能是希望向Harvard Business School和Harvard Law School看齐。当然了本人很讨厌HKS这个名字，一直坚持使用KSG。以下本人将继续使用KSG。

（以下内容如有不准确的，请读者纠正）

肯尼迪学院是哈佛最年轻的一个研究生学院，成立于1936年（应该还晚于设计学院）。此处可参考其他研究生学院建立年份：法学院：1817；医学院：1782；商学院：1908。

肯尼迪学院教授课程领域包括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城市规划、国际发展等等；只授硕士学位课程，同时有与哈佛文理学院合办的博士学位课程。

学位有以下几种（硕士为职业学位，博士为学术/研究学位）

1) MPP （Master of Public Policy 公共政策硕士）两年制
学院的骨干学位，其结构和MBA有点类似：第一年有必修课程，健全学生的基础知识框架，第二年基本为选修。需完成几个项目作业。该课程人数最多，人均工作经验2-3年，年招200多人
2) MPA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公共管理硕士）两年制
基本没有什么方向和领域要求，可以很随意的在两年内选课。要求工作经验5年以上。每年招100多人.
3) MC/MPA (Mid-Career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职业中公共管理硕士（一年制）
这个学位课程为期一年，但是是full-time的，必须全脱产。工作经验至少8年，不少人年逾40。每年招近200人。这个学位将来会提到。这是真正帮肯尼迪学院打照片的项目。
4) MPA/ID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公共管理硕士：国际发展）两年制
这个学位严格意义上是一个发展经济学硕士。目前清华公管学院也开有这个学位课程。每年招约100人。
5）PhD （博士项目）
由于肯尼迪学院的很多课程都是硕士水平的，达不到博士研究学位的需求（如要学许多学术性课程，奠定扎实的理论及掌握研究方法），因此他们很多课程和文联学院一起上。

最后，学校里有一大堆研究中心/项目，每个中心/项目都有自己的访问研究员。学校还开设大量的高管/行政培训课程，来就读的是公共部门/非盈利部门的中上层乃至更高级别的管理人员。

肯尼迪学院有几个特点。当然我不好说以下列出的特点，与其他研究生学院相比是否就一定是独一无二的。

（1）学生国际化程度比较高
号称有40%的国际学生：是全哈佛大学国际学生最多的地方，来自各个不同国家。上课时还真像国际会议，能听到不同国家的人发言，讲出不同的视角。因此，在这里读书基本上感觉不到你是个外国人。因为到处都是外国人。所以，“在美国留学”的那种感觉并不那么强烈，留学生可以相对比较容易地适应下来。如果在法学院，自己是外国人的感觉可能就很强烈了，尤其是JD学生：因为大多学生都是美国人。同时，讨论的话题、众人的兴趣及将来发展也基本为美国，所以国际化程度有限。商学院外国人多一点，但是商学院的人气质比较同质一些，思录比较接近，又都比较年轻，所以容易打成一片。肯尼迪学院的人来自不同部门，很多人年纪也已不小，所以身上带着的各国文化色彩可能更浓重一些。

当然这里面国际化程度也是有水分的。40%的国际化学生里，有很多是拿着外国护照或双重国际但在美国长大的人；或在美国读过中学和/或本科的人。这些人说得一口好美语，也已基本适应美国社会与文化，和美国人区别并不大。

由于语言优势，在课堂上，美国人（或在美国呆得比较久的国际学生）倾向于主导课堂讨论。在其他一些学校的公共活动上也是如此。

偶尔的，还是能感觉学校内存在一个主流圈子。这个主流圈子当然还是由美国人所代表的。美国人彼此玩得比较好，互相关系密切，有更深入的私人关系，也有很多的故事发生。国际学生则游离于这个圈子内外。语言能力、年纪、个性，都是决定他们距离主流圈子距离远近的因素。稍微敏感的人都可以自行判断自己离这个圈子的距离。

学校内也存在以文化/国际乃至种族为基础的分离(segregation)。这种分离是自然形成的。如果我们对学校做一个人类学/社会学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学校内存在的各种奇怪的网络圈子。网络圈子的基础是文明/文化/国家/种族。比如美国人/加拿大人能玩到一起；欧洲各国人容易玩到一起，同时也更容易与美国人玩到一起；东亚人比较容易玩到一起（“CJK”），此外还有穆斯林/中东、南亚、拉美人、非洲人圈子。这些群体的关系也因为各种学生会而得到巩固、强化。（这里是做社会学层面的分析，只是就大的学生群体而言的，并非对具体每个人都有效）

这些分离平常看不大见，但是有时候会浮出水面。如在一些活动中会体现：有一次学校搞了一次国际之夜表演活动，发现参加者以亚洲人为主，不知道非洲的都哪里去了。西方白人参加的也很有限。后来又有一个非洲之夜，发现所有北美/非洲黑人都出来了，他们简直以实际行为抵制了国际之夜，把节目留给了属于自己的活动。在Talent Show（才技表演）中，则导北美学生主导。

种族的因素是很有趣的。人们比较容易为与自己种族相近的人所吸引。在上课时，如果你是一个黑人，课室里有一黑一白两人坐在两端，你更有可能走向那个黑人；在两次肯尼迪学院中国之旅，都出现学生因种族扎堆的情况：欧洲人和欧洲人，黑人和黑人。在秘鲁之旅则达到极致：东亚人一堆，白人一堆。